【大纪元9月26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我们现在接听明尼苏达的刘先生在线上，刘先生您好。
刘先生：大家好，我是《唤醒国人》的作者刘蔚。说到中共60周年庆，民众有两个活动可以现在进行：一个就是参加检阅的18万学生军人在游行的时候，可以喊出我们要民主、我们要人权、要住房医疗等福利口号。共产党在今年7月到10月3个月叫18万人，在北京40度的高温下走路，民众这么辛苦喊出他们的需求总可以吧！现在老百姓希望靠共产党提拔已经没有希望了，当个科长都要送10万元人民币，如果共产党因此对民众打压，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消灭中共人员为民除害是我们的权利。
第二个活动就是共产党用机枪装甲车在北京戒严为了它的60周年庆。那么民众就可以采用在家革命的办法，就是不上班、不上街，这样中共的军警他就会感到很没有趣，会感到压力，其他地方也可以声援，如果单位领导不理解那么这样的单位如此糟糕，我们不去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非常谢谢刘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谈的是“从九一八开始的建国大业”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发表您的看法。您认为是建国还是窃国，还是践踏中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或者使用Skype：RDHD2008与我们互动。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是4007087995拨通了以后再拨8991160297。
我们刚刚讨论一下一开头的一些证明的问题，我们接着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提到了，“九一八”侵华事件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对于后面共产党如何建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就回来看一下九一八事件，先从柳条湖事件这个地方谈起，我想请陈教授先开始谈一下。
陈志飞：九一八事件的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首先从我的感受来看，它第一点说明了中国当时的国力有多么羸弱。当时在东北驻扎的日本的关东军数量并不大，也就是几千人之多，他只是以守护南满铁路为名义的守备队，当时张学良意志归附国民政府之后，他手下的东北军有几十万之多，而且作战飞机还有重型坦克应有尽有，作战飞机就有二百多架，所以说当时关东军撤出，不发一枪一弹就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是全国人民都不答应的，他们自己心中也是很不愿意的，因为他们基本就没有经过一战，就彻底放弃了。
他们（东北军对关东军）的数量比是几十个人对一个日本人，我觉得当时反应的现实是不管是张学良主动撤退的，还是蒋介石手谕逼他撤退的，就是中国不敢跟日本一战，当时的中国没有准备好，为什么呢？是因为蒋中正在28年彻底统一中国之后，政令的统一，直到30年可以说是实质上完成统一，因为28年政令的统一还有很多地方的割据，到30年中原大战之后，整个政令和军力统一才初见雏型。
在这种情况下，蒋中正虽然他们政府内部知道，可能跟日本必有一战，因为《田中奏折》的出现已经在之前了，他知道跟日本必有一战，可是中国的军力根本达不到跟日本一战的这种实力。
所以蒋中正在那之后就开始大力的扩充军备，尤其是从德国引进德式装备，引进德式的训练方法，可是历史对他来说太残酷了，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充分的应战，直至到后来的32年松沪抗战的时候，他辛辛苦苦请来的2个德械师，也全部都损失殆尽了。他本来计划要装备起码10到40个德国师，那样的话，跟日本打起来可能就有本钱了。
我觉得九一八事件，不管从怎么样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指责谁是历史罪人，你可以指责东北军的不抵抗。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没有跟日军一战的实力的，蒋介石的那个思维，我觉得是想以外交政策的方式，通过列强这种参与，使日本不至于彻底占领中国，这种策略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不无道理的，是另外一种被迫的选择吧！
主持人：另外在1930年中原大战发生以后，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大部分他的主力调进了中原、调进了关内，所以在关外，虽然比例还是比关东军大很多，但是他的主力已经进关了。另外，我看了一些分析，对于张学良本身，当时他（张学良）也不认为日本他们会大举的侵华，可能当时有一个判断错误，这是各方分析不一，我不晓得横河先生，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见解。
横河：我想从当时日本在东北的驻军来看的话，日本其实对战争也没有做好准备。我个人认为的话，特别在政治上，当时在日本的首相，就日本整个政府这一级，对战争并不是很积极，积极的是军部。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那段时间就是“军国主义”。所谓“军国主义”在发展过程当中是经过了几次政变，甚至枪杀了首相，用这种方式逐步逐步把他们扩张的行为扩展开来的。
在当时我想张学良做出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根据当时国际的形势和当时日本军力布署以及日本国内的形式来做出这样的判断。事实上做出这样的判断还不仅仅是张学良，很多人做出这种判断，尽管从长远来看，日本人早晚要对中国下手，以中国做为他南进主要的目标，但是具体到1931年的那一次会不会演变成一个重大的，就是全面入侵中国的一个事件，他本人是没有这样认为的。
但是做为他（张学良）本人，我到是认为他有很多争议，最多的争议其中一个就是他究竟有没有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或是接受了命令下达。第二个就是后来在西安事变当中起的作用，这两件事情做为张学良本身来说，他还是要对这段历史负主要责任的。
陈志飞：从所有角度来说，日本人可能是歪打误撞。我跟横河先生在很多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基本上我是同意的。日本军部实际上并没有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主要是跟德国有轴心(联盟)的，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可能是苏俄，但是侵略了东北以后，日本人的歪打误撞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造成了中共以后的窃国。
首先日本九一八侵占东北全境之后，当时盘据在江西的中共建立所谓的“苏区”，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为东北这个地方，对苏俄来说是非常敏感的，苏联很害怕日本结合德国对他进行包围。之前他们在内蒙地区已经发生大的战事，日本全面战败，但是日本一直蠢蠢欲动，想协同在西线的德国对苏俄进行挟持。
所以日军在东北一动，北面苏俄也动，南面中共也开始动，是因为这个情况他们就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它的口号，实际上使得中共在全国更加陷于孤立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抗日爆发之后，有所谓大批的进步青年，投奔到延安去。中共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取得了合法地位，很多方面赢得人心。
在九一八事件到抗日战争的这段期间，实际上是中共在历史上最狼狈的时候，它的兵力降到4万人之多，而且是被国民党追着打的，其实是疲于奔命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中共根本没有合法权，根本没有立场可谈，也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进步青年投奔到中央瑞金苏区，没有听说过。因为它的这一口号完全违背民族利益的。
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谈中共建国大业，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其实九一八给中共和苏俄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尤其对中共来说，是埋下了它长征疲于奔命的这么一个种子，告诉它是自觉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它想在中国之内建立一个跟苏俄遥相呼应的国中之国。
可是，进一步分析的话，中共是很快调整了政策，在长征亡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它到达延安之后，在35年底，召开了所谓的瓦窑堡会议，这事实上是被历史上忽视的一个会议，在这个历史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为什么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就像横河先生刚才分析的那样。苏俄和中共都意识到了，日军并没有准备进攻苏联，而且苏俄是想把日军，从关外引到关内来，因为日军如果引到关内来打，侵占中国的话，苏俄就更加安全可靠，就在苏俄这样的旨意之下，中共开始联结国民党对日抗战，然后建立更广泛的战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变了中共命运，成就了今日的中共。
主持人：我想接着这个问题下来，谈一下中共在抗日的事件上，可以看到它一开始的时候表现的九一八事件，全国对日本鬼子对于中国的蹂躏非常气愤的时候，它要建立一个中华苏维埃，在中国要建立一个苏维埃区，它还要保护苏联，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后面它又很快的能够伪装或是不断的改变，来吸引更多的人继续加入它们。
这里我们想谈几个问题，就是说利用抗日这个事情，第一个抗日民族阵线、统一战线；第二个它所做的国共合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我们从这方面来分析一下，看看中共对这方面是怎样进行的，它怎么样不断的修改它的对外的伪装面貌。
横河：我觉得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来，当然后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60年看得更加清楚，中共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原则的，随时可以改变它的外型来适应，最终的目的是为它自己的生存。
当初在江西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任何抗日的问题，尽管在当天，就是在20日那天，曾经发了一个对九一八事变的抗议声明，但是在同一天宣布武装保卫苏联。这两件声明发生在同一天。这时候它基本上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中共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响应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它很久没有转过弯子了。
它是一直坚持这条路线，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搞了一个武装割据。从道理来说，蒋介石为什么当时要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呢？其原因就是因为当你一个国家处于这样强大外敌的攻击下，这时候有一个人在你的国家内部去割据一大块地方，然后宣布它是国中之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
所以如果说要抗日、要统一，大家都要去抗日的话，当初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就应该立即放弃武装割据，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如果真的从民族利益考虑的话，应该是放弃武装割据，结果它没有放弃，所以当时就被围剿了。
后来它在调整政策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前，长时期的调整政策，是和苏联是有关系的。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根据苏联的命令来调整它的政策的。但是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突发事件，像“西安事变”严格的说是一个突发事件，后来帮了中共很大的忙。
主持人：我们可以拉到西安事变来谈一下，西安事变是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就是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一起挟持兵谏蒋介石先生，后来也促成了第二次的国共合作。这个事件我们是否可以谈一下，它也是对于中共、对于中国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一个事情。
陈志飞：对，其实也可以说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张学良也奠立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恩人”的这么一个历史地位。因为这具体过程，我觉得观众大部分都是很熟悉的，我也不详述了。
蒋介石当时在西安督战，胁迫当时扎驻在西安的东北军，他们从东北撤下来，和西北军，让他们去攻打当时在延安割据的中央红军，共产党部队。他们俩藉这个机会，还有在中共地下党的诱导之下拘捕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接纳共产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奠定非常有利的形式。在这之前中共实际上是狼奔鼠窜，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吸引力和影响力，在那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先锋，成为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的割据政权。
主持人：现在有一位从江苏打来的赵先生在线上，赵先生您好，请讲！
赵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他面对日本侵略的时候不抵抗，导致部分抗日的东北军惨败，这样子各界争议的人物，中共却大肆赞美，在中共的教科书当中，到处可以看见赞美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看后来中共对日本人的态度，中共的嘴脸就一目了然了。一件明显的事情是周恩来在中共窃国后不久，单方面宣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取消对日本的战败赔款。取消赔款要日本人道歉，民间的赔款他也就不管了。导致后来一些劳工赔款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中国人们伸张正义都难，这是周恩来典型的一个卖国的行为。
再一个，我们小时候就学过，毛泽东在1972年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经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谢日本人。我们当时小不懂，为什么感谢日本人呢？日本人烧杀掠擒，对我们祖先犯下这么大的罪恶，我们从任何意义上也不感谢日本人，毛泽东的典型卖国行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参加抗日、破坏抗日，然后它们窃国了，得到权利了，得到国家了，它感谢日本人。这种强盗和卖国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
主持人：非常谢谢赵先生，如果您还有意见要表达，欢迎再拨打电话进来。我们是不是回应一下赵先生，横河先生。
横河：我回应一下赵先生，他说得很对的。中共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当中所起的作用。第一，如果张学良不发动西安事变的话，抗日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时花了很多力气准备抗战，所以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抗战一点都不会受影响，国民党仍然是抗战的主力军，中国最终仍然要战胜日本，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国际形势变化不会因为西安事变而引起变化。西安事变唯独从当中渔利的是中共。
所以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抗战，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抗战，却改变了中共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党魁反复的对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本侵华这段时间所犯下的罪行表示宽恕、表示不追究，甚至表示感谢。其原因就在于西安事变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共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最终能够夺取政权。
陈志飞：刚刚横河先生谈到，或者他解读了蒋介石先生“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的观点好像是不容易容纳国内有国中之国，“卧塌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好像还不是这样。我觉得蒋介石本人长期跟中共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对中共的尖滑、没有人性各方面理解得非常透彻的。
所以他的“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因为他预见到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中共可能会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起来，最后把中华民族带入无可避免的深渊，这个我觉得是蒋先生的先见之明。可是由于西安事变这样一个突发事件，他本人被拘禁，所以他只好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就造成了中共之后的一党独大，整个吞噬了中国。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视频：【热点互动直播】‘九一八’开始的“建国”大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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