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加拿大度假，一定得去探望生活在多伦多的二舅一家人。说是一家人，其实表姐表哥们早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按西方人的观念，小家庭成立了，大家庭就解体了，事实也是如此。二舅妈病故前，家里就没有子女在跟前了，是二舅妈把儿子喊回来住的。二舅住进老人公寓之前和儿子、儿媳在曾经热闹过的这套房子里又点儿冷清第生活了十多年。母亲是二舅的妹妹，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二舅还在，虽谈不上健在，但也说不出到底有什么叫得出名的病，其实就是老了，九十五岁的老寿星像座快要停摆的老座钟，在老人公寓里安渡着最后的一段时光。
母亲在世时，我主要是替她老人家尽义务看望二舅的。现在母亲不在了，我照旧探访。二舅是他们这辈人里唯一还在世的一位了，不知道看见了这一次，是否还有下一次机会了；再者，一来二去和二舅家的几位表兄表姐们熟识起来，有的说有的聊了。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二舅
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二舅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在机场候机室门口，母亲踮着脚尖，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二舅拥着她，兄妹俩抱头痛哭。看着这一幕，我们小子辈的在一旁也眼圈发红了。他们骨肉离别四十多年，都垂垂老矣！从海外飞来的二舅除了相貌与母亲极为相像外，没给我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尽管我接受了他的美金礼包，但还是从心底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恨。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吃过他的一块糖，却被他连累得多年不得安生。殊不知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二舅，足足吓唬了我们四十年。
从未见过面的二舅足足吓唬了我们半辈子
从母亲的嘴里听过不少二舅的故事，当然都是他年轻时的事。母亲的二哥在早年是母亲心目中的偶像，后来是母亲的精神支柱。九0年代，他们俩来往的书信大概够写一本小说的，可惜两边的子女们都没拿那些老事、老话当回事，当作废纸扔了。二舅和母亲是姥爷膝下爱念书的两个孩子，功课好，都考取了免交学、杂费的名牌中学。他俩感情好，也都受大人的偏疼。
小时候一听见母亲念叨她二舅，父亲一定会在旁边拦话：“少跟孩子们说这些没用的事，不是没病找病吗？”随后母亲赶紧叮嘱我们：“千万别到外面说去，能捅大漏子呀！”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在填写个人履历的社会关系时，都按照父母的意愿，有意漏掉了这位二舅，干脆母系的亲戚一个不往上写，省得引火焚身。但是各个心里都清楚，我们家有“海外关系“。在家里我们孩子之间、父母和我们之间，从来没正儿八经地说过该怎样处置这个“海外关系”，谁都不愿意挑开说，但心照不宣。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听话，父母只告诉了一次就记住了，在一切档案上没留下过二舅的痕迹。当初爹妈怎么像吃了豹子胆似的，敢向党组织隐瞒这么重大的社会关系？后来问过这事，母亲说，事先汇报和事后被检举出来都没好果子吃。如果装傻充愣混过去了，就算你们拣了便宜；如果露馅了，就说不知道，推到我们大人身上。说实在的，也就是我家人走运，姥爷活着，三舅一大家人都在，哪个人那里不是导火索，可能不知道吗？
那个年月里，这类问题一旦被清查出来，全家人有一个算一个，档案里除了要加重注明你的海外关系外，还得说明这是你曾有意向党组织隐瞒过的重大历史问题。换句话说，你政治上不老实、不可靠，今后永远不能被信任、重用，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当时我们直接面临的就是求学、就业、配偶这些人生中的大事。背着“隐瞒历史“的政治污点，你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入了另册的人，上面提到的三件大事都要降低好几档。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母亲嘴里的二舅在我们心里投下的阴影越来越大。每到填表，从当初的心里一忽悠，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无名恐惧，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似的，随时会被人揪出来示众。那一刻，对这个倒楣的二舅只剩下恨了。万幸的是我们一家人里没有在政府要害部门工作的，政审没深入到调查祖宗八代，爹妈的赌注“中彩”了，悬在我们头上的这颗雷没炸！
而三舅一家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我的姥爷是他们的爷爷，他们祖孙三代又住在一起，这么近的关系不好躲开。如果爷爷在国家安全部门挂了号，儿子、孙子难脱干系。三舅和几个表兄一家两代人，始终在“蓝领”阶层苦熬岁月，直到今天都穷困潦倒。文革后，因为要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的落实，四表弟被破格吸收入党。他入党后没当官，也没发财，照样下岗自谋生路。那张靠汗水和心计换来的党票，没给他带来什么实惠，倒是白交了几十年的党费。表弟不明白，那张党票是中共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而放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含金量。
姥爷：我的两个好儿子，都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发现二舅有肺病，姥爷让他去温暖湿润的南方求学。他在南京受了高等教育，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了文职校官，49年出逃海外；小舅小名叫虎子，我没见过他，但是大人们老是背着我们谈论那个虎舅舅。后来听母亲说，五0年代虎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被抽调到民族工作队派往大西南工作。当时觉得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一家人挺高兴。但他走后几年没音信，再后来接到政府通知：他因违反民族政策死在监狱里了。姥爷说，我的儿子我知道，我不信他能犯下死罪！
其实二舅流落到了海外哪个国家、他在那里干什么，甚至是死是活，家人一概不知。而姥爷被政府视为“海外敌特”直系亲属，一直受安全部门监控。尼克森第一次访华时，员警上门通知姥爷：这些天里，你在家老老实实呆着，不许乱说乱动。那会儿姥爷已经八十岁了，提出每天要去公园溜早活动活动身腿。员警回话：等尼克森走了再说！姥爷打发孙子把母亲喊过去有话说：莫非你二哥还活着，要不他们怎么还跟我没完没了？母亲没拦他高兴，哄他吃宽心丸：尼克森这个美帝头号敌人都来了，您儿子不过是老蒋的虾兵蟹将，快有盼头了！听三舅家的表哥说，他爷爷被软禁在家那几天，不但没发脾气，还哼了几天小曲，不知为的是哪般？事后母亲说，你老姥爷想儿子快想疯了！
尼克森和他的特使基辛格来来去去好几趟了，也没见员警对姥爷有过好脸。二十年后，他的老二才回来，那时候姥爷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没能熬到闭眼之前见上儿子一面。
俗话说；财帛儿女动人心。姥爷这辈子是带着两个“死结”咽气的：跑到外面的二舅和死在狱里的小舅，对这两个儿子，说不清，道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没撤离大陆前的二舅
没撤离大陆前，二舅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工作。他专门进修过两年英语，国共内战期间被派往香港，为军队向英国购买无线电器材。
在多伦多第一次见面，二舅跟我说，那几年他经手的都是大宗生意，但从没动过贪污揩油的念头。按月领军饷，够养活一家人就知足了。期间他收到过几根金条，来人是他的部下，说按我们这行的规矩，买卖金额的百分之十给大家分利了，是合理佣金，这几根金条是你的一份。二舅说虽然当时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成风，但是他不想沾边，这分明是发国难财嘛，愧对良心。出于情面，他对送金条的部下只能说“谢谢”。不收，怕得罪手下弟兄们，今后无法共事。他说自己一想起这几根金条，心里总有点儿不舒服。没想到日后就是靠这几根金为一家人买了去香港逃生的机票。49年底解放军进军西南，逼近昆明。随蒋介石飞台湾是来不及了，他们接到命令各自就近撤离大陆。当时飞往香港的机票用金条都买不到，纸币早毛得成了废纸。
二舅去找机票的当口，在昆明机场里遇到一位在机场工作的小学同学。二舅说真巧了，昆明离北京万里之遥，居然在这儿碰见了！多亏了这位小学同学帮忙搞到三个座位，但不是同一航班的，一个座位是晚上飞，另两个座位是下次航班。舅妈怀着已过预产期的表弟，手领着二岁的小表姐，算一个座位先飞往香港了，说好了等着第二天二舅和两个表姐在香港会齐。
舅妈的那趟航班起飞后六小时，解放军占领了昆明，机场关闭了，二舅的航班泡汤了。舅妈乘坐的那趟航班竟是昆明机场在民国时期飞往香港的最后的一趟航班。二舅带着两个学龄前的表姐，随难民潮开始辗转一年后，才到香港与舅妈团聚。
逃生的一年里 充满了心酸、眼泪和父爱
二表姐每次见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二舅领着她和大表姐一起逃难的那段日子，对于她们姐妹俩来说，那是充满了心酸、眼泪和父爱的一年，所以何时说起都会感慨不已。那一年她四、五岁，大姐六、七岁，父亲带着她姐妹俩没搭上航班，随难民潮开始了逃难的日子。大陆对外都封关了，出逃无望，他们只好往内地逃。最近的能投奔的只有外公家，他们是贵州的大商户，知道将来是共产党斗争和共产的对象，凶多吉少，所以投奔那里也不是好去处，但是眼下没有别的路可有。
当时确实兵荒马乱，二舅怕跑丢了孩子，用绳子把两个女儿一左一右拴在自己胳膊上，身后背着一个盛着全部家当的箱子。一路上有人劝二舅，你这样逃难，目标大，太累赘，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没有活路。二舅说，他宁肯舍了自己，也不能扔下孩子。他们住过大车店、马棚、破庙、山洞、野外……。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个年轻的父亲，拉扯着两个尚未懂事的女儿，是怎样经历了春夏秋冬？二舅说，一路上，我尽量不让她们身上生出虱子来，再穷有把水呀！
几个月后爷仨辗转到了贵州外公家。外公知道女婿带着两个外孙女千辛万苦奔走了一年才摸到家门，真是悲喜交加。老人把家里值钱的细软都找出来捧给了女婿，叫他不要在此久留，快去香港找他们娘几个。外公也劝女婿，暂把两个女儿放下先走，待那边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孩子。二舅深感时局严重，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来的时机了，决定还是带着孩子一起逃离。
幸亏有了岳父给的首饰银两，有人帮忙，买通了邮车，爷仨辗转半年，到了香港。二舅说，他是花岳父的重金买了一条生路。按照香港的地址找到二舅妈住的门上，邻居以为这是三个叫花子，硬是几次不让上门，放狗往外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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