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八○年代以来，现代经济早已去国籍化，大幅降低政府控制的程度，并且增加许多非物质的元素。
各国的疆界不再能够限制住企业和消费者；各国政府也伴随着经济成长一起进步，但已不再能过度支配经济成长的诸多选项以及成长的节奏；在传统的物质经济之外，具备各种特性的服务亦纷纷出炉。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趋势，同时也对照出在和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所分析的全球趋势相对照时，旧时各国成长率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具有象征意义：要不大家一起成长，巴黎、北京、纽约、新德里无一例外，要不大家一起萧条。
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认为，全球化经济的结果对于全体人类而言是好的，因为全球化经济之助，广大的民众得以摆脱悲惨的命运。
这样的变化，有一部分是因为科技进步的结果；有更大一部分可以解释为对于各个成长动力之绝佳了解的幸福成果。
唯有能够长久实行，并且令人得以信赖之稳定而可预测的机制，经营者才会愿意投入经营，投资者才会愿意投资，消费者也才会愿意消费：一个如同罗格夫（Kenneth Rogoff）口中所说的真正货币，包括自由汇兑，以及格雷夫（Avner Greif）所一再强调的种种稳定长久的协定，还有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guignon）所主张各个稳定的银行、一个有保障的产权、各个廉洁的政府、诸多合法的国际组织，这些都是确保经济成长所必备的优良组成要素。
若是突然出现周期性衰退（2008年的起伏波动），各个理性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维持前述各个组成要素的稳定，而不屈服于各种政治力或是各方谣言的干预。
这些优良的组成要素是如何产生的？它们能够在每一种文化里生根茁壮吗？根据最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显示，这些对于良好经济而言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和各个最为南辕北辙的文化都可以相容；至今仍常听说为了求取经济成长而必须先改变民族性，其实并不需要如此。
但是狄侯乐（Jean Tirole）表示，一定要有系统地说服人民，让他们知道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须先有若干客观的先决条件。
这些先决条件可以透过文字记录，也可以透过口头传述：若想要让经济运作良好，最好要知道这一点。
民主对于经济发展是必备的吗？ 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艾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均表示，资本主义可以越过民主体制而独自存在，但是民主体制的存在则不能缺少资本主义。
第一章自然成长
持续的经济成长趋势首先取决于体制的稳定度及其品质，诸如：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货币之可预测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赖而不昂贵的司法正义、自由交易、为了便于产业更新而针对破产所制定的法令、让市场运作顺畅而不造成障碍的财税与社会法规，这就是有助于经济成长趋势的良好体制。
一定要跑遍全世界和几位经济大师见上一面吗？他们的科学不是都已经完全发表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了吗？
2007年8月中，在毫无生气的明尼亚波里，在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明尼苏达联邦银行办公室等待他的同时，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打转。
但是，普雷斯科特的著作里用的是数学语言，是写给他的同行看的，不是写给一般大众读的。
然而，他自己在2004年接受诺贝尔奖时，便公开表示，所有经济学家应该教育舆论，以便阻止政客们继续犯错或是蛊惑人心。
但是，出色的经济学家不必然是好的教育家：少有研究人员在公众场合也能侃侃而谈，而直接对大众谈话的经济学家又并不总是最具代表性。
也有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会就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加了解的议题发表高论，并且从其他地方获得大家的注目。
法国经济学家狄侯乐 （Jean Tirole）表示，要想同时胜任研究工作以及具备直接与公众对话的能力，必须要有一点人格分裂的性格：研究工作必须要不断区分细微变化，并且找出各种复杂变化；而与大众沟通则必须将议题单纯化，并极力放大其中特点。
所以就是在和普雷斯科特以及和其他相等份量的人谈论之间，才能更进一步明暸他们在追寻什么、已经找到什么以及可以培养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来明尼亚波里，以及之后再去其他地方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表示，自1890年至今，美国的平均成长率是每个人每年成长2%；此一成长趋势可以被视作自发性的成长，也用来解释在先进领导国家里高效率经济的持续成长。
这位经济学大师说出这番话的同时，还不忘“轻松”带出种种偶发事件、事业周期以及各个经济萧条的例子。
在同一时期，投资资本的平均获利是4%。让咱们牢牢记住这两个数字：2%以及4%。根据普雷斯科特的看法，此一世界成长趋势完全依先进领导国家（也就是科技先进国家）而定，因为种种新的科技无论快慢必然会向四周传播扩散。
在先进领导国家里，短期的成长趋势有可能受到像是原油价格上涨的外在冲击影响，或是受到因为新产品问世或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内部混乱影响。
先进领导国家以外的地区，成长趋势可能暂时性被竞争者超越，例如在重建时期，像是战后的欧洲，或者刚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印度以及中国。
但是就长期而言，先进领导国家的成长趋势是不会被超越的，除非是其领导地位被取代了。在美国成为领导国之前，英国和德国都曾经是领导国；在美国之后，普雷斯科特预测欧盟将会取得领导地位。
但这只是一项假设。在欧盟取得领导地位之前，其经济成长率仍低于2%，根本无法反映出其应有的实力，这表示：欧盟的经济面临着潜在的危机。普雷斯科特认为，此一危机，一直是由于不好的经济政策所引起的。
这个2%的成长趋势完全相容于各个可观察而不容质疑的统计数据；但是人类从经济成长中所取得的利益其实远高于此。
因此成长趋势完全无法衡量疾病发生率的降低，也无法衡量寿命的延长程度；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经济成长的结果，但却不会反映在各种经济数据上。
各个统计数字亦无法反映出因为经济成长，为我们日常生活舒适度所带来的进步。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因此计算出人造光源的成长率，今日几乎全体人类都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来使用此一人造光源：人造光源的成长率远远高于2%。
象征奢华的照明是人人都能够享用的，这可是所有经济数据所无法呈现出来的。因此成长趋势是低估了经济成长的实际效益，而成长趋势的种种干扰则远不如成长趋势本身来得具有指标意义。
但是普雷斯科特同时也说，经济学家们其实对于这种种干扰更加关注：种种危机远比无限制的经济成长更令人着迷，有些人带着一份忧心看待危机，其他人则是心怀希望，他们都希望这些危机能够颠覆市场经济。
普雷斯科特又说，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除非是大家忘了经济成长与工作量之间的直接关系。 @(待续)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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