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7日讯】前一响，遇见一个八十年代的后生，聊起“3.14拉萨事件”，他一付要把“藏独分子”千刀万剐了的狠样，很是让我惊骇！我告诉他，“大陆媒体上登的东西很多都是假的，不可信。”他回我，“我也知道不全是真的，但‘藏独’就是该杀，政府镇压完全有理！”我又问，“为什么‘藏独’就该杀，政府镇压完全有理，？难道西藏民众没有选择自己民族命运的权利么？”他吱吱呜呜了一会，也没说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最后来了一句：“反正‘藏独’就是该杀！”
我倒不是主张”藏独”，我只是觉得，一个有头脑的人，不管你是主张藏独也罢，反对藏独也罢，你总得有个理由吧，总不能政府说什么，自己不动脑子想一想，就人云亦云的跟着说什么吧。不幸的是，前一段时期在网上和海外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都是这样“没脑子”的后生。难怪有人说：“愤青都是好孩子，就是脑子不好使！”
所谓“没脑子”， “脑子不好使”，准确的说，也就没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事事随大流。本以为这样的“脑残”只是在网上和海外喊打喊杀的那些“爱国愤青”，多半是八十年代生人中的一部分，但日前在网上看了一篇题为《外国名校选才标准给中国学生的警示》的报导，方才发现，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也有同样的病症。
这篇报导说，今年春天，安生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和英国剑桥大学联合举行了一场“英国名大学与中国名高中对话”的研讨会。会上，记者就中国留学生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国外著名大学的选才标准是什么等问题采访了与会的国外教育家。
和英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最大弱势是什么？接受采访的多位英国专家不约而同认为：“质疑能力相对缺乏。”在剑桥大学中国招生总负责人卡德威尔教授看来，优秀学生不照搬书本，不把老师说的都当金科玉律，他们会质疑，具有批判精神。但可惜的是，不少中国学生恰恰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布里斯托大学招生面试主管安琪拉女士也有同感，有一次面试时，她故意质疑中国学生最得意的某项特长，期盼那位学生能够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很遗憾，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默认了考官的指责。华威大学的马卡教授每次面试时都会故意犯一个错误，然后观察学生的表情，有的中国学生可能已经知道老师说错了，但是不敢说出来。不难想像，这样的学生长大后，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今天的那些“爱国愤青”，又会有什么两样呢？
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陆青年质疑能力的低下，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深奥难解，早有明智之士指出，造成大陆学生质疑能力低下的是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
凡是在大陆长大成人的人都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完全是一种教孩子只爱一个主义，只爱一个声音，扼杀独立思考能力的愚民教育。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的学校要培养的决非有独立人格、思想自由、精神健全的创造型人才，而是“听党的话”的“革命接班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袖们早已把人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当然也就不需要孩子们再去苦苦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按着“党的教导”亦步亦趋的去做就行了。
笔者是五十年代人，受够了愚民教育的苦，但没想到今天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与当年依然是大同小异。
不久前，在专栏作家连岳的博客上，笔者读到一封网民的来信，信中说，“看看我们的成长环境，就知道我们有多可悲，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能看到的报纸，新闻，电视，书籍等等，基本上就只有一种观点，你只能被动的接受，他们不会教你怎么思考，只会告诉你：xx说的就是对的，你相信xx就对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帮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看看他们说话的腔调，好像只有他们才掌握真理，他们就是用这种貌似愚蠢机械的手段一遍遍洗刷一代代年轻人的头脑。”“今天有这么多中国人叫嚣血洗xx的，其实只证明了一点：就是他们所谓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只培养出了一堆嗜血，并且头脑简单的受不了一点挑拨的血腥机器”。
另一封信说，“我是北京XX大学英语系大二女生（如果你要发表请一定隐去学校名字）。今天我上精读课的时候，老师就着一篇课文，上半节课，‘讨论’了一个小时的爱国。貌似很平等的样子，让每个同学都发言。也是由于大家都能说两句，我才十分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真的理直气壮地认为生在一个国家，不管这国做什么都恒定正确，不爱国就该千刀万剐，外国人都嫉妒中国企图破坏，以及许多十分可怕的想法。后来我只说了几句话，就觉得气氛恐怖。多次被老师强行打断，根本不听我说，最后他一句“我们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了”然后迅速转到下一个人，让我闭嘴。接着在下半节课讲文章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把我之前观点拿出来，讽刺一番，底下的大部分同学一个个争先恐后的yeahyeahyes。原来不是讨论啊，我就那么被教育了两个小时。”“想起大一泛读课，一个博士女老师，边哭边讨伐日本罪行。第二次上课，又讲了半天，我不想再忍了，就说她有的观点不妥。我们还没怎么开始讨论，底下的一个同学，就非常恶毒地攻击我。一直到课间，我和老师最后的谈话结果是，她坚持要讲日本问题，我不同意部分观点，又不被允许发言，那我可以离开。所以后半节课我就走了呗。那年我泛读得了73分，算非常低的。”“现在的大学挺诡异，不像求知的地方，更像用来生产垃圾的场所，如果定力不够思考有限，不断被灌输垃圾思想，基本一辈子也就活在垃圾场了。”
还有一封信说，“最近z.d势力在海外兴风作浪，众多同学表示了愤慨，有些同学甚至搬出了抵制jlf的激进行为。我个人来讲，某种程度上，是相信西方那套德先生赛先生的，所以每当我和同学谈论起z.d问题，我总是维护他们的诉求权，可是同学们就是不理解，他们认为‘爱国’就是不允许任何反面的言论。我也自认为是一个爱国者，可我爱的是祖国的秀美山河，是祖国的各种民族艺术，是祖国的憨厚人民，武汉那闻着臭吃着香的小吃——我爱的是这些十分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政权，或是一个国家机器。而且我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极为反感的。”“前些天，隔壁班的某同学因为在政治课上表达了对z族人民话语权的支持而与政治老师进行了辩论——后果是这名同学后来写了检查，据说在班级同学面前诵读，这个事件可能今后对他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年级大会，主任要求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前站好队，坚决站在zf的一边。我很惶恐‘站队’、‘大是大非’这些字眼，这让我仿佛回到了40年前那个疯狂的时代。我真的，十分惶恐，我甚至开始控制自己的言论。”“我现在真的是十分惶恐，我害怕像40年前那样，我害怕像19年前那样。我该怎么办呢？在学校坚持我的话语权？还是继续当一个‘聪明的哑巴’？我迷茫。”
一位孩子在留言中感叹说：“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们是不幸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在制造克隆人，从小开始就竭力地把我们地个性给消磨掉，以至于为国家制造并输送新鲜的‘奴才’”。
来自教育者的判断和受教育者的感受可以说是高度的一致。
历史学家袁传时教授在2005年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中曾谈到：“一个教育家说，过去我们常常自我安慰，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比不上西方，但是中小学教育比他们好。这是错的。人家从小学开始就教育小孩怎么自己观察问题，研究问题，怎么从自己的人格，一个小公民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却还是乖孩子教育。”
杨师群为此举例说，“前段时间新闻报导，由苏智良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辛辛苦苦编了数年，多少教师于其中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去年才得到批准使用，今年就被上海市教委枪毙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书。原因好像是苏氏教科书“弱化了革命内容”，主要是不符合我们的经典理论。有的报刊还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有关的讨论，其实这种讨论是没有必要的，主要看我们的领导者的意志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就连大学教授都没有讨论问题、研究问题的权利，你要孩子们去研究问题，岂不笑话！”
说到底，把“爱国愤青”脑子脑子弄残的是我们“伟大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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