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胡适研究二题
【大纪元6月25日讯】一、 胡适与翁文灏
我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5期56页）上看到龚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文章说，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一次中央会议上（也就是讨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那次会议上）曾说过：“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干什么？”
据龚先生讲，这个材料是他根据陈毅的一个记录和传达而来的。他后来还就此事问过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汪子嵩、王汉斌，他们都说确有其事。这件事，对于研究胡适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但只是传说而已。现在龚育之先生证实了这个传言，对于今后胡适研究是有意义的。但龚先生在公布这个材料时，没有把原件复印或影印出来，这是让人略感遗憾的。龚先生的文章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胡适就是留下来也没有什么。
我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其实并不是想说明这件事的真伪，而是想说，假如胡适真得留下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为胡适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如果他留下来，那就不是胡适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和胡适思想相近的一些当年胡适的朋友却不但有留下来的，而且还有先走了后又回来的。如果我们相信毛泽东当年的话，只说出这个史实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经历的人，最后选择了与胡适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运又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我以为翁文灏就是一个代表。
翁文灏本来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也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也是当时新华社公布的战犯之一，位例第十二位。翁文灏先到了台湾，但后来他又去了法国，1951年1月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二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国内。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他对自己的长子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这面的态度还算不错，但对翁文灏来说，他这个选择在他一生的众多的选择中，可以说是最有悲剧色彩的。他的儿子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在1970年被连续批斗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仅五十八岁。
我们现在再来看翁文灏回国前后的心情。
翁文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在做人这一点上，翁文灏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楷模。此点，当年凡和翁文灏共事的人都有共识。另外一点，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对于当时回国的一个条件，这面的态度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这一点对于像翁文灏他们那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龚育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说，汪子嵩曾和他说过，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翁文灏也是这样。他在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一定要让他来骂蒋介石，但翁文灏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28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我们从翁文灏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国时实在是无所适从，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孙越琦、卢郁文、吴景超、黄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为了让他所写的坦白书能过了关，他们把自己刚刚在新时代学会的那一套东西都告诉了翁文灏，吴景超就对他说过，“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痛苦之后，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灏在日记中说：“三月二十日 在北京饭店一零七号见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战犯，也许罪状较轻，究竟有罪，必须认识。总理允许返国，意在立功赎罪，盼告美蒋沟结情形。”（《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36卷4期36页）
翁文灏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国民政府为国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样腐败的时代里，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对于翁文灏来说，自责无论多过，都是可以的，但他们有他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随意责骂别人，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昧良心的话。但那个时代要得就是这一套，他们不但要人们在思想上统一，还要让人在道德上堕落。那个时代对人们道德和良知的破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他在五月十七的日记中说：“晚王昆伦来谈，彼阅余文以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不必多讲理论，此后当为人民服务。”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孙越崎来长谈，邓科长约他谈余文，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充实真正了解，方得正确道路。”我们从翁文灏的日记中，除了看到新政权在逼着一个好人说假话外，再没有什么东其它了。翁文灏有这样的感慨：“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对于回来的翁文灏，从来就没有信任过。1953年底到1954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翁文灏还天真地去找一些机关说理，但当时北京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刘仁给他的解释是：“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如何处理不在选举委员会职权范围，但该会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见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300页）钱昌照晚年回忆：“此事总理知道以后，让统战部第三局局长沙里来同我说，并让我向翁转达总理的话，取消他的选举资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动，不好直接打击，将来有机会时给一名义，就可以改变人民的看法。”（《钱昌照回忆录》1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翁文灏后来虽然做过几届政协委员，但基本上只能译书和做一点学术研究，因了周恩来的保护，翁文灏在文革当中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相对不算严重。1971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
翁文灏的命运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胡适留下来的结局吗？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是跳楼自杀了，其它我们还说什么呢？看来还是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
翁文灏和胡适是很好的朋友。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他老人家指出中华民国的改造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统一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国军人联合通电奉还政权（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 容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76页）
胡适虽然和翁文灏是老朋友，但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们还是走了不同的路。也许是翁文灏涉足政坛较深，对那个政权的腐败也了解较多的原因，所以他最后对那个政权绝望了。胡适的高明之处就是他看到了那个政权的腐败，但他没有绝望。
因为说到了翁文灏，我们就不能不说一点当年资源委员会的情况。对于资源委员会，现在已有了许多专业的研究。它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但我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在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做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他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也许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到胡适，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于世界大势总是能够有清醒的判断，他不是没有错，但他是一个知道错了就能改的人。
1954年3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对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了忏悔。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是认同他这个朋友的观点的。胡适引述他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代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374页）
胡适在这里是借用了朋友的话，批评了他当年的老朋友翁文灏。多少年以后，想到翁文灏最后的选择，人们不能不对他早年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反思。
二、胡适与《大公报》
胡适是《大公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引用和阅读《大公报》的记载。他在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也经常转载《大公报》上的文章。特别是从《大公报》创办了“星期论文”专栏以后，胡适和它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方蒙和谢国民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认为，“星期论文”这一设想是张季鸾提出的。（《大公报人忆旧》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他当时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我们从后来看到的史料中，可以补充方蒙和谢国民先生的说法，“星期论文”的设想最初就是胡适提出来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胡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联系的。
胡适曾说过：“《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改采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18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适自己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胡适在“星期论文”栏下共发表过十九篇文章，是发表文章较多的一位作者。在“星期论文”初期的八位撰稿人当中，有五位是胡适《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不久增加的张奚若和吴景超也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给《大公报》写“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点种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胡适的日记》第519页，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
《大公报》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胡适和他的《独立评论》周围的朋友们都先后成了《大公报》的作者和读者。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争论，都与《大公报》有关。胡适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同上1446）
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576页）
胡适一生对《大公报》非常有好感。在他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随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胡适说：“后来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线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考。”（同上1344页）
胡适说：“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什么事？’我是向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同上1320页）
对于《大公报》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胡适1937年7月写给《大公报》记者的一封信中看得更真切：
《大公报》记者先生：
今天读张菊生先生至贵报书，我很感动，也很兴奋。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使我们青年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因此，我也写这一封信表示我对于贵报揭载纱布投机一案的新闻，和连日发表的政论，都十分钦佩。我也赞同张先生要求法院‘将所有各项支票逐节根究’的主张。我希望上海熟悉投机黑幕的正当商人与银行家都应该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政府与法院，遇必要时，应该出头做证人。我们若要同家的政治清明，贪污绝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个个小公民，都得挺身出来管管闲事。如果人人都能向张菊生先生那样爱打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望了。（同上第5册，1599 页）
适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对时局的评价，意见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的认识大体一致。
1938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对胡适在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像不到的事。因为胡氏是以教授与著作为业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无此拟议，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断定必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这个问题本身，就像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张季鸾说：“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时期我们对美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进国交，但胡氏的任务却超过寻常。”（《季鸾文存》84页）
胡适和张季鸾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适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1月5日 张季鸾自上海来，我邀了梅、蒋二校长及周枚荪、潘光旦、陈岱孙、陈之迈、沈弗斋、张奚若到我家会他。从八点谈到十二点才散。季鸾说：，蒋介石先生似有意约一些学者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去南京谈谈。
“季鸾说，今年三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对日本。”（《胡适的日记》第521页）
1938年7月30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胡适写信，也表达了对胡适的敬重。此信过去不常见，抄出如下：
适之先生：别才一年，我们的抗战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感念必多。近闻先生到伦敦讲学，影响必甚大，闻之欣慰。回想去年此时在牯岭与先生聚首时，谁会想到我们会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后，武汉已感威胁，但敢断言绝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沪报送终，今年一月初来汉，已干了七个月，假使汉口不能支持，无疑的又是芸送汉报之终。敝报计划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一三出版。汉口如危急，此间之报即移重庆出版，由芸承主笔务，季鸾先生则往来于港渝及大本营之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讲稿亦时时赐寄，以增国人信念。赐件寄港汉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十三号三楼，汉口如有变动，则请寄重庆，渝馆设新丰街十九号。远东大势似在活动中，日本方对英相演说表示恫吓，今日又接日苏接触之报，日苏关系如果爆发，定我抗战之出路也。请维 珍重。 专颂 道安 后学 王芸生谨上 廿七年七月卅日 夜汉口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628页，黄山书社）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判断，胡适与王芸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主要建立在他们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庐山谈话会时，胡适和王芸生就北方问题做过多次长谈。胡适在日记中说：“来长谈的有：吴康、萧一山、马荫良、洪深、王芸生、戴君亮……晚上与沧波、芸生长谈北方事。”（《胡适的日记》第574页）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公报》，与他和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的友谊相关。王芸生在《前进吧中国！》中曾叙述过他和胡适的关系。他说：“今年夏天两广问题闹得最历害的时候，胡适之先生自北平出发，准备出席太平洋学会，我与他同车自北平回天津，我们谈了一路，当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说：‘希望你自美国回来时，能够看见我们国家的进步。’最近他自海外归来，我在上海码头迎接他，他虽是抱恙归来，我们见面时却是满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车上那样忧郁了。我们那天谈了约莫两个钟头，结论是：‘我们还需要大的准备，大的苦斗。’他很郑重地说：‘现在证明，我们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没有错。’”（《芸生文存》2集，3页）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王芸生打电报给胡适，请他把对于西安事变的感想写出来给大家看看。胡适在病中写了他那篇《张学良的叛国》，在“星期论文”栏下发出。王芸生说；“胡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我读到这两句话时，深切意味到我在这几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时我又自慰，我居然还能强项见人，硬嘴说话！我既已强项见人，硬嘴说话，为什么不能照样的写文章呢？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来续写这篇业已搁笔一星期的文章。（同上）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胡适对于《大公报》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身上，胡适有一种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
──转自谢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