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一切重大的事件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则是闹剧。爱国民主运动也是如此，十九年前的运动是在血泊中结束的，十九年后重来的又一场运动，却是在政府的放纵和赞许下开始的。自从奥运火炬在巴黎和西方其他城市遭到异议人士的抗议和干扰以后，无论是海内海外，愤青们都掀起了一波高似一波的“爱国”狂潮。国外的情况且不去说，单说近二十年来一直信守“莫谈国事”，沉迷在发财梦中的大陆，这回似乎是政治参与意识的突然觉醒：先是合肥、武汉和北京等城市抵制法国的超市“家乐福”，嗣后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不但是家乐福，就连麦当劳、沃尔玛、肯德鸡等西方企业都成为愤青们发泄“爱国”激情的对象。据说五一期间还要举行“全民爱国大游行”，“爱国”的矛头所向，包括法、英、德、美、加、澳、日、意、俄等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官方舆论一直所津津乐道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似乎一夜之间退回到了一百多年前因积贫积弱遭受西方列强欺负的义和团时代。
历史有点莫名其妙。十九年前以反腐败反官倒为基本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遭到坦克和机枪的镇压以后，“民主”失宠了，像个死了亲娘不得不看后母脸色的孤儿，而“爱国”却从此交了好运，成为唯一可以顽皮地搞“运动”的宠儿。笔者记得，六四以后，在政治领域万马齐喑、当权者对游行示威噤若寒蝉的情况下，“爱国”的示威狂潮却已经席卷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十年前全民抗议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误炸，第二次是三年前的反日示威游行，这一次是第三次了。此次由莫须有的达赖搞“藏独”以及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受阻肇始的“爱国”闹剧，其产生的心理共鸣效应，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使得正在人权困境中艰难跋涉的党妈妈喜出望外，庆幸浪子回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保驾护航”。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经官方媒体披露以后，社会的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了所谓的 “藏独”势力和奥运火炬受阻问题上。上海有个青年朋友告诉我，他周围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支持抵制家乐福的。我蛰居人们只知埋头发财的江南小城，看不到愤青们的“爱国”行动，但也能经常听到周围一些愤青和身边一些“愤老”所发泄的爱国言论，就连一向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老伴，当她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得知奥运圣火在巴黎受到干扰以后，也抑制不住心中的义愤：“他们算什么？人家传递奥运圣火也要破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愤青愤老们的“爱国”情结象窑里烧出来的砖块，是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熏陶的结果，跟他们争论没有用，我相信政治风雨中的利害关系终究会使他们醒悟。我现在对于这些“爱国者”是遵照邓小平的教导，采取“不争论”的方针，听到愤青愤老们发泄“爱国” 的激情时，仅以一笑置之。在六十年的传统教育中，“爱国”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谁不“爱国”谁就是“汉奸”、“卖国贼”，谁就得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杜克大学学生王千源在青岛的家门外走廊墙上被人用红色染料涂写了“杀全家，杀卖国贼”就是可怕的例子。我自然不敢冒“不爱国”之天下大不韪，但我还想斗胆问几个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爱国”，他们为什么会被允许“爱”？“爱国”，他们为什么敢“爱”？“爱国”，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爱”才好？
首先是，“爱国”，他们为什么会被允许“爱”？十九年前北京街头的六四坦克声和机枪声响过以后，稳定压倒了一切，从 1990年开始，上街游行示威有所谓“游行示威法”压着，成为一件最为禁忌最为敏感的事情。十九年来，升斗小民们不满的事情多了，比如表达对于无官不贪的不满，对于官商勾结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不满，对于“掌杓者私分大锅饭”、有权人瓜分国有资产的不满，对于住房难、看病难、孩子读书难的不满等等，都只能在茶余饭后发发牢骚，游行示威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即使是像对于厦门XP项目化工污染、上海磁悬浮电磁污染这样的环保问题的不满，也只能以“散步”之类极其隐晦的方式表达，至于对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那就更不用说了。愤青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次和前两次的示威游行都是被当局额外开恩的，准确地说，是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君不见天安门前屡屡有走投无路的访民在未展开表达不满的标语以前就被便衣警察抓走的事情？没有人会否定，爱国的本质是爱民。十九年前党妈妈不允许她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爱民，缘何今天却允许子民们“爱国”？
其次，“爱国”，他们为什么敢“爱”？恕我直言，愤青们的爱国激情似乎是装出来的，煞是一种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勇敢。如果没有官方的信息封锁，谁都清楚，藏民和其他一些异议人士在国内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权诉求，这才跑到国外借着传递奥运火炬的机会做文章表达的；西方国家的一些首脑是在奥运前夕中国政府陆续抓捕杨春林、吕耿松、胡佳等一些异议人士和大批访民的情况下，迫于其民意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压力，这才放出“有可能抵制奥运开幕式”之类的外交气球。不听话的民众要求改善人权，外国人同情这种要求，难道就成了攻打中国的“侵略者”了？怎么就成了发泄“爱国”情绪的对象了？在专制统治下，真的爱国是要冒风险的。要是真的敢于爱国，则可爱之处多矣。1999年底，江泽民和叶利钦签订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相当于几十个台湾，试问爱国的愤青们何曾上街抗议过这种卖国行为？贪官污吏们通过各种渠道，每年流出境外的，仅赌博资金就已超过6000亿元，试问愤青们胆敢上街抗议这种窃国行为吗？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拥有二万多亿资产。曾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那些口口声声反美反西方的“太子党”，背后却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西方国家的秘密账户，对此，试问愤青们胆敢上街示威抗议吗？再说得切实一点，六四惨案十九周年就在眼前了，每年的六月四日，又有几个愤青记得当年因为爱国而惨死于军人枪口之下的冤魂？
至于这回抵制家乐福，他们的勇气就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表达这种“义愤”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但没有危险，还可以当一回顽皮的乖孩子讨党妈妈的喜欢。这也难怪，六四惨案十九年来，信息被严密封锁，物质上走向丰裕的人们却生活在精神高压之下，胡耀邦问题、六四问题、赵紫阳问题、法轮功问题，甚至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所作所为，都成为不准公开讨论的话题，长期的精神压抑，总要寻找释放的机会，就像挨了赵太爷的嘴巴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的阿Q，借着小尼姑嫩红的面颊表现一下自己的勇敢无畏，也是势所必然。可是愤青们不知道，“爱国”的马屁拍过了头也会挨马蹄踢的。他们可能忘记了， 2005年春上海反日示威游行时，就有几个愤青被党妈妈当作教育群众“爱国”应如何掌握分寸的牺牲品，捉到监狱里去了。在此，我倒要提醒愤青们不要忘记，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赤条条地拿刀砍死了洋人和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最后却死在自己一心扶持的清政府手里！
最后，“爱国”，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爱”才好？记得三年前，南方周末发表过对北大教授杨奎松的访谈《何为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爱国？》，其中列举了许多有关爱国问题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不能忘怀，特此赘引四例如下：
例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孙中山却数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为广州起义提供武器帮助。
例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孙中山则力图抢先与日本达成类似《二十一条》的秘密盟约，同时在日本占领区胶东半岛建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向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进攻，而中华革命党人的军队以日本浪人和下级军官为基础。
例三：1925年苏联占领外蒙古，北京政府反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联合宣言，宣布苏联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在外蒙驻军，而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走得更远，认为应当“尊重民族自决权”，让外蒙古独立出去。
例四：1944年日本在河南发起豫湘桂战役，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汤恩伯部队，当地农民却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攻打政府军，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当地农民被汤恩伯压榨得太苦了。
这一次愤青们“爱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跟着党妈妈反对莫须有的所谓“西藏独立”，这倒使人想起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不知道党妈妈认为那究竟是爱国行为，还是分裂祖国的行为？如果那是爱国行为，为什么达赖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自治反而是分裂祖国？
我直到现在还在思考：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碰到那些问题，我究竟支持谁才算爱国？我记得很清楚，在距今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专制者所谓“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的责备向全世界宣告：“工人没有祖国！”如今，在走向民主化的世界性浪潮中，爱国应该怎样“爱”才好？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只有当老百姓能够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免于恐惧，跟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竞选、游行、示威、罢工、以及批评政府等等的公民权利时，我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去爱这个国！
八九民运“4.27”大游行19周年纪念日修改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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