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属民革党员始终追寻着维权之路（一）
【大纪元4月6日讯】冤狱十年，生死线上的挣扎
我原是重庆长航轮船公司修理船舶的七级技工，因工伤转到重庆市南岸区玄坛庙公社工业部当采购员。
1961年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突然以莫须有“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开地下工厂”等罪名抓捕了我。
因为我没有犯罪也没有违法，向他们拚命抗争，他们就采取法西斯残暴手段，来刑讯逼供我几天几夜。
第一次，首先就猛给我几耳光，打得我两眼冒金花，耳痛锥心，至今左耳听力也很困难，再用拇指粗的棕绳把我双手反绑，用脚乱踢我全身，残酷的把棕绳浸泡在水里后，使绳子更紧缩把我皮肉勒得更紧，难以挣脱，又把我悬吊在半空中，再往我脖子上吊挂一块十多斤重的大石头，把我尿水都吊流出来了，我昏迷过去后，他们又叫犯人把我放下来，用冷水泼醒后，押送我会回监牢里反省。
三天后，第二次酷刑更加残暴，因我坚决不承认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审讯官更是火冒三丈大骂我说“让你回牢反省几天，更加狡辩，嚣张，不交代让你生不如死。”马上又叫来犯人扒光了我的衣服，又用浸水后的综绳把我双手反绑吊在半空上，再用活麻（一种长满像狼牙刺的植物）乱抽打我，顿时让我全身上下起满了红泡，恶痒恶痛，难受难忍，生不如死，让我再次昏死过去，他们又用冷水把我泼醒，押送我回牢里去反省交代。
酷刑一次更比一次残忍残暴。
三天后，第三次酷刑又开始了，首先又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双手牢牢地反绑在一条两公尺长的老虎凳上。又把我的双脚捆上，再把三块砖架在我的脚后跟，疼痛得犹如万箭穿我的心，审讯官更无人性的用烟头烧烫我的下身（至今留有伤痕）使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大骂审讯官“禽兽不如，法西斯！”他们却放声狞笑不止。
为了死里逃生活下去，等待有一天能够见到光明，向世人控诉揭露他们反人类暴行，我被迫违心含着悲愤血泪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就是这样，用法西斯酷刑得到的招供结了案，由南岸区法院冤判我十年有期徒刑后，被押送到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十年，关押十五年，导致我家破母亡，妻离子散……
漫长煎熬悲惨的十年，失去自由人间地狱的十年。
千言万语难书尽……
(二)我的八百万私企财产被政府抢夺去了
1976年6月我才被他们超时释放出来，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无家可归，四处流浪，肚子饿了就去饭馆，找吃客人剩下的饭菜，困了，车站、码头，街角就是我的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农民荒芜了的半间茅草屋暂时安身下来，有了落脚点。
1977年底，在一位好心的熟人指点下，我来到了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当时，好心的街道副主任龙兴成同意我自己发挥一技之长，经街道研究同意，组建“锅炉维修队”，每月要我缴纳营业额1%的管理费给街道。其他技术投资等等一切问题，街道一律不管不问。
尽管这样，我也非常的满足了，我用替人打短工挣来的6元5角钱，购买了一把管子钳，一把锒头，借到一台电焊机，带了一个徒弟，走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我作为“劳改释放人员”还要遭受社会上无数的白眼与歧视，更要忍受着身体旧伤的折磨，但我咬着牙向命运挑战。
一年四季在风里来，雨里去，肩挑背磨背着修理工具，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去修锅炉，修电梯，压力容器等，只要我能做的活我都去干。
一个信念支撑我，为了明天的真理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从1977年开始到1980年，这三年得到上天的垂怜，不负我苦心人，让我获得了成功的喜悦，在没有用国家政府一分一厘，我的“锅炉维修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增加了电焊机，卷板机，钻床、车床、汽车、刨床等设备，流动资金有十余万，注册资金2.77万，工人增加十二个，后我又主动为社会解决五十多个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企业“重庆南岸受压容器厂”，我徐世显为厂长。
1984年8月，南劳司（84）字第30号正式下文任我为厂长。
1986年经工商部门登记，我徐世显为法人代表。
1990年5月我厂注册资金核定为32.36万元。
到1993年4月，十多年来我厂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的私人企业发展突飞猛进，我厂还进一步生产制造锅炉、电梯。
为了感恩社会好心人对我的帮助和爱心，我先后为学校，修公路、修公厕捐款，其中治理因洪水导致滑坡我就捐献28万元，多年我向社会奉献出40多万元。
本人一贯为人正直，不结权贵，区政府区劳动局领导曾多次明示和暗示向我要钱，被我拒绝。
正当我沉浸在豪情壮志向更高攀登之时，南岸区政府再次对我台属，民革党员举起了屠刀。
1993年4月6日，区劳动就业办公室突然发文，强行免去我的厂长职务，4月12日，区劳动局有关领导率队来到我厂，宣布停我的职，安排他们自己的人为“厂长”，区政府、区劳动局又连续发下12个捏造违法作假的“红头文件”，蛮横不讲理不讲法，不由我申辩。
当时我的私企厂已有“厂房1555平方米，价值约465万，三亩土地，价值约240万。大型行车等机器设备，货车三辆，小车三辆，价值约100余万。
在南岸区政府强占霸道的抢夺之下，我从77年开始十多年苦创的成果与心血，全部流进官老爷的腰包，我用打短工挣来的6元5角钱开创的“重庆南岸区受压容器厂”私人企业就这样变成了他们的“公企”小金库。
迫于无助，我眼含血泪离开了我心爱的厂。
我依法状告了区政府，但我们“人民法院”却违法掩护政府抢夺百姓的暴行。
在我多年八方呼告之下，1999年12月15日同时得到重庆经济日报“要摘红帽子，状告区政府”，重庆晨报“集体帽子有望摘除”，重庆晚报“姓公还是姓私”，工商时报“恩恩怨怨引起的产权纠纷”，重庆政协报“这家企业到底姓私还是姓公”。还有新华社重庆分社都曾为我专题报导过我的遭遇。
但是，至今十四年过去，我的私人企业与财产八百余万元还被重庆南岸区政府霸占着。
（三）呼唤真理，维权到底！
1993年4月，我被南岸区政府抢夺后，十四年来，为了追回我的私企产业，我依法依程序走遍各级相关政府部门与法院，可是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官官相护，相互勾结，压制哄骗，随时都用“人民的警察”来对付我们人民。
其中让我刻骨铭心的是，2006年7月8日早上，我刚从北京上访回家不到半小时，就有几个便衣警察来到我家查问(没有出示警察证件)，就对我蛮横的审问起来：“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老实交待，干些什么，不准再上北京”。直到中午12点才离去，但却在我家门口留人监视。到了深夜12点又来了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硬要闯进我的家，要进房搜查，我坚决不开门，报警110三次不出警。
更令人气愤的是，对我家实行了24小时监控，不准出门，并向街道居委说：“看见徐世显出门就报案”导致周围邻居人心惶惶，使我后来重新组合的一家再次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在我多次强烈向民革组织与社会呼救后，7月14日才撤销对我一家的软禁。
此后只要我出门，他们就要跟踪、盯梢，更会在火车站、汽车站阻拦。好不容易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
多年来，耳闻目睹在我身边许许多多像我一样被政府欺压的乡亲，他们的房屋被强拆，土地被霸占，法院判案不公等等，受伤害的乡亲哭天无路，在哀哀苦痛中挣扎，官府更为了奥运把访民有的强制“劳教”，有的被街道和居委会软禁，有的失去家园，在外流浪漂泊，有的被政府采用卑鄙手段控制其家属，父母、子女、工作或福利待遇，来达到牵制拖住访民进京或上政府部门讨公道。
从我和乡亲们林林总总的悲惨遭遇，使我多年的思考得到了定位，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只有实行宪政改革，体制改革，让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和国家真正的主人，民主政治，自由平等，人人得到人权。
因此，本人在这里强烈恳请国际人权组织，全世界社会追求公理，仁爱的人们支持、帮助我与乡亲同胞们维权到底，获得成功。
追回我十年冤狱的真理真相!
追回我私人企业“重庆受压容器厂”与八佰余万元的产业!
追回我台属民革党员做人的尊严!
本人在这里强烈呼吁，让世界人人充满爱！得到爱！
公民：徐世显
徐世显，台属，男，家住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敦厚中段56号，身份证号：51021419331025001，联系电话：013452981045，邮编：400066
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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