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1日讯】没有中共的“社会发展史” ，只有人类的生存行为史。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延续，度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初期的人类只有比较简单的狩猎和农耕工具，生活条件没有今天的人类生活条件好，而今天的人类较之古人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那就是注重实用技术而轻视道德文化。
单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说起，古人留给我们的许多精神财富都反映出古人杰出的智慧，高超的智力。从这一点上看古人是相当聪明的。
这里就引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聪明的古人不创造出先进的实用技术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呢？比如说一个脚踏车的原理，根本不复杂，而历史上研究“物理机械”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就一个没有来研究和发明脚踏车呢？因此我查了一下历史，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发明自行车最早的国家。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 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现代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象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座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1817年，德国的冯． 德莱斯男爵发明了一种能自由活动的车把，使他的自行车转变比较方便。1818年，德莱斯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839年，英国一位工人K．麦克米伦首创了用曲轴机构驱动后轮的脚踏自行车，可使人在骑自行车时双足离开地面。1861年的一天，巴黎的马车和婴儿车制造商米肖父子修理德莱斯式自行车，修好后在坡道上试车时，感到这种车放脚很困难，于是对它进行了改进，在车的前轮上安上脚蹬曲轴，从而发明了米肖型自行车，不久这种自行车便开始大量生产。在 1870年前后，法国的马执又制造了一种前面驱动轮大，后面从动轮小的自行车，这种车的运行效果较好。1890年后，英国的亨伯公司生产出一种用链条传动的、车为菱型的自行车，这种形式的自行车一直沿用至今。
从上可见，古时实用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并不引起人类的普遍重视，即便到了近代，出现的自行车也是经历了百年的改进才初步成型。而看看当今的社会，只要有一些新的专利和技术出现，就会非常迅速的被应用和改进，这反应的问题就是当今的人类注重利益和效率的心理已经被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道德的修持却被迅速边缘化。
人类的总体心理变化和行为标准的变异导致人类社会的演变，而非共产邪党宣扬的阶级斗争。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战争与改朝换代，一个旧的朝代的结束，新政权的产生必定伴随战争吗？非也。
改朝换代的战争即便是打的天翻地覆，风云变色，血流成河，但是新政权建立以后，集权制度本身却没有丝毫变化。唯一改变的是领导人和管理层的人选。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还是过着日常的生活，为生活而奔波。那么集权制度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呢？从周文王讨伐商纣可以看出端倪。
中国商代末年，殷商纣王无道残暴，周文王武王替天行道，解救苍生。
周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勤政爱民，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
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
《史记．周本纪》说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
以上可见，古人征战为的是明君治国，昏君下课，反应出的是崇尚仁政，厌弃恶政。苦苦征战为的是扬善弃恶，拯救万民于恶政的水火之中。各个历史朝代都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掌握的的社会资源和权力也不同，有的能存在八百多年，有的却短短几十年，反映出的是“仁政”可以调和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而并非共产党所宣扬的只要有阶级，那么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就必然引发阶级斗争。
从以上的实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仁政与暴政同时贯穿于人类的生存史，也是善恶这两种因素在人类生存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太平盛世，也出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出现象秦皇汉毛这样残暴的“魔头”。历史是人类弃恶扬善的过程，因为共产魔教的出现和诱骗，造成当今人类重利轻善这样变异的道德行为标准，才纵容造成共产恶党在中国残暴统治五十多年，随着共产谎言和所谓的斗争哲学，社会发展观的的破产，被其荒谬言论掩盖下的罪行一一浮现在世人面前，集宇宙古今邪恶因素于一身的共产恶党必将导致万夫所指，众民唾弃，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必将迅速到来！
未来中国大学 申楚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