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今年二月号的《开放》杂志，刊载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裴毅然先生的大作，题为《请不要如此轻贬我们》，文中，本人、连同曹长青先生，受到裴先生批评，然而，这种“批评”是如此温和，真诚和善意溢于言表；最重要的是，裴先生提醒我们这些流亡人士：在国内，不仅仅只有经济发展，民主诉求也渐渐响起，朵朵民主浪花，正一点点推开民主门缝。国内知识份子功不可没，角色不可轻视。
本人闻之而喜。对裴先生、以及裴先生所代表的国内开明知识份子，油然起敬。你们怀抱理想，头脑清醒，为中国民主化，“默默耕耘，为民主铺路，为自由夯基。”本人深信，有裴先生和大批国内知识份子的坚持，中国之民主化，未必遥遥无期。
微感遗憾的是，裴先生对本人的批评，乃是建立在误读、误会的基础之上。我等原本出自国内，本人还曾身经炼狱，又怎能不理解国内社会条件不同，在“客观制约”下发声不易的艰难处境？我所论及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堕落”，并没有括及当今在国内顽强发声、坚持维权、乃至于不屈抗争的忠贞之士。裴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人物，诸如“体制外”的丁子霖、刘晓波等，“体制内”的杜导正、李锐、蒋彦永、贺卫方等，都是本人敬仰有加、部分甚至略有交情的志同道合之士。
裴先生引述本人的那句“中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是中共统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或许本人有用词不当之处，比如，“整体”或应是“主体”。但本人所论，是有关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致现象，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总体景观。下面这两段文字，或许较能体现本人的表述：
“作为社会精英，众多中国知识份子未能起到唤醒社会的作用，反而助纣为虐。上世纪上半叶，知识份子陷于迷失，普遍左倾，纷纷投奔‘苏区’、‘解放区‘，助长了中共的‘崛起’；上世纪下半叶，知识份子惨遭中共整肃，少数人尚能保存骨气、坚守气节，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卖身投靠；1989年之后，中共对知识份子以利相诱，在纸醉金迷的现实面前，知识份子大部沉沦，抛弃理想和原则，放弃监督与批评，甚至为中共独裁充当辩护士，共同守护既得利益。中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是中共统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除了少数始终保存骨气、坚守气节的知识份子之外，众多中国知识份子划下了从迷失、变节、到同流合污的堕落轨迹。这条轨迹，也恰恰写照了中共政权得以一再加固的路线图。至于那些对共产党不断报以天真幻想的知识份子，无意间，也帮了中共的大忙，让民众在虚幻中蹉跎。”（参见本人拙著《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之61：《为什么中共统治能够维持至今？》）
可见，裴先生所述部分国内志士“不仅没有堕落，还表现了非凡的勇气。不知名的正直的抗拒堕落的知识份子，我相信更多。”与本人所论，并无矛盾。论及此，误解与误会，应属不言而喻。
本人完全赞成裴先生所说“能争取执政者的合作，改革的成本最小，引起的社会震荡度最低，可以防止以暴易暴。”惟须善加提醒的是，在当权者与民间反对派强弱不成比例之时，谈到“妥协”或“合作”，须区分主动方和被动方：在当前条件下，论妥协，只有当权者才能够充当主动方，而反对派免不了成为被动方。
因为，当此之际，只有当权者让步，位移立场，提出妥协，昭雪历史，启动民主进程，和解或可达成；而作为弱势的民主派（反对派），并不具有妥协的实力，尚未握有妥协的主动权。反对派一无所有，唯民主与人权的立场而已（意识形态的优势），退无所退，基本诉求都未完成，不存在主动“妥协”的可能，否则，无异于缴枪。至于合作，更是如此，如果当权者无意，反对派的“合作”，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可能误导公众，以为是放弃立场。使本来就缺乏监督与制衡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倾斜。
这番道理，相信身处国内的裴先生比本人更懂。毕竟，“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在国内，来自官方的民主改革诚意，究竟有几分，本人不敢妄下论断。国内官民互动情形，究竟如何，相信裴先生也比本人更为了解。不同角色的担当，恐仍是长远之计。喜闻神州推门声，欣待民主破窗时。与裴教授共勉！
──2008年2月20日 于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3月号）
裴文联接：http://www.open.com.hk/0802p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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