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7日讯】湖州在浙江省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与东邻的嘉兴、南边的绍兴、金华、温州面积接近，比杭州和宁波要小得多。湖州不是工业重镇，更非浙江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历史上虽有过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称，但从来与“路”的多少、宽大，没有关系。
湖州的织里镇，也历来与路没有会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织里还只是湖州的一个小得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无法与当时的菱湖、南浔、双林三个大镇相媲美。织里的居民都是种田的农民，它与整个浙江省一样，人多地少，单靠农业生活难以为继，加上“党的政策”农民只能做“泥腿子”，不能有“冒富”的非分之想，因此普遍的贫穷。直到八十年代后的所谓“改革开放”，织里农民在自己家办家庭缝纫工厂，将自己做的织物走街串巷到邻近的城镇去卖。笔者当时看到在上海摆地摊卖绣花枕套的人，几乎都是织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里人生意越做越大，走南闯北也越来越多，才发展到今天当局称之为：新兴的“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又说它将成为 “全国一流的童装市场”。这一切也与“路”的多少也没有直接关连。
“改革开放”后似乎有一条“真理”，即“发展”、“富裕”与交通便利密不可分。于是第一件事就是修（造）路。湖州到织里今天有十条大道，大概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但湖州到织里全程不过20公里，“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上海至湖州的318国道（4车道），和一条与318国道平行的古老运河，这条运河的运量，少说可抵一条高速公路。说起318国道本人太熟悉了，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每个月都要全程走一趟，从未见过车辆堵塞，因此说交通便利，足可应付织里镇大发展所带来的人流、物流的需要。
可是，今天湖州到织里的路：
一、上海至苏、浙、皖的高速公路，横贯空中；
二、吴兴大道（6车道）专为织里镇的兴起而建；
三、湖、织公路（4车道）顾名思义就是为织里而建的；
四、还有：纬一、纬二、纬三、纬四、纬五这五条公路（2车道，每条均比318国道的前身—苏嘉湖沙石路面公路强多了），总计多达十条路。哇！湖州市的头头们简直成了“路痴”。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利益集团的“醉翁之意不在路”，而是“醉翁之意全在地”、“醉翁之意全在利”，是通过国家公权力霸占土地，获取他们的私利。
造路必须占用土地，记得2006年九、十月间的一个多月内织里镇连续发生两起大火，惊动了高层，国务院副总理铁娘子吴仪飞到湖州，说为了改造“三合一”（底层店铺二楼工厂三楼住宿），吴仪大笔一挥，批准2000亩土地改造“三合一”。这下“路痴”们来劲了，为在这个总面积不过二、三平方公里的织里镇建成了那么多路。这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其内幕实质是为贪腐大开了方便之门。你想想吴仪走下飞机时，没有带来一粒泥土,却如此慷农民之慨，此举会使多少农民失去土地？。
湖州地区土地资源奇缺，是举世公认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洪朝晖教授，专程到湖州等地作过实地考察。经过对湖织公路建设的沿线乡镇，湖州市城市规划区内42个行政村的调查，洪教授了解到，至2001年底湖州集体耕地比1992年初减少41%，人均减少0.41亩。同期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1.12万人，但通过政府协助安置的劳动力仅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后自谋职业者外，这42个行政村仍然有0.59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占53.1%”。洪教授认为：“现在是农民不像农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
笔者出生在湖州这块土地上，青、壮年时在外谋生，但情系故里，一直没有忘怀这块土地，至今侄辈们至少有十来家住在这一带。现在他们有一半以上在“建设新农村”的幌子下，都被“赶”进了新建的“生活小区”：清一色的洋楼，宽敞的马路，表面上“一派繁荣”，骨子里却使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破坏了“门前屋后绿油油，四季飘香入画楼”的田园风光景观，“居民们”整天无所事事，老人们倚墙晒太阳，对着水泥石板路发呆；年青人一个个沉迷在“国粹”里。成天在麻将桌上虚度光阴。
为什么如此“热心”造路？这几年来贪官们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被人识破。洪朝晖教授说：各级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征地，是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财”。所谓“路痴”即是建路建到痴迷的程度，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利益所驱动，即便是为了“政绩”人们常说的“面子工程”，也是为了自己今后的升迁，从而能做更大的官，得到更大的利益。这将为他们的贪、腐“大展宏图”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真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 2030年的1.1亿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仅卖地款就高达2、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农民只得了个零头，泼天的暴利都叫各级官员们抢去了。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官员们个个腰缠万贯，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据织里镇河西社区38号农民陈树春揭露:当地村干部吴柏林、郁根法和徐顺庆在大众面前大言不惭地说：“机会轮到吃、贪、拿都是我们的权力”，郁还说：“跟文化大革命一样，轮到我们“齐便带”，你们只好忍了”。郁在湖州市区阳光城一百多万买了房屋，织里府前大道有房屋三处，小儿子郁建中购买了白色本田轿车，大儿子购买了红色本田轿车。村干部在织里都有房屋，挪用了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十多个亿，建造了镇政府大楼，政府干部上午报到下午吃喝嫖赌，村干部同样如此。(载民生观察) 以上只是一个小村, 整个织里镇的冰山一角， 更何况市府里的大官。（中共大员吴官正在中纪委交班会上坦承官员财产申报制试点失败，并披露上海省厅级干部90%以上拥有1千万以上资金，广东省厅级以上干部，则是99%拥有1千万以上资产。千万富翁，不过几年十几年工夫）。
一个小小的村官如此倡狂地贪赃枉法，现在是30个农民养活一个官，这一大群多如蝗虫的贪官，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农民利益，叫农民们如何生存？洪朝晖教授接着说：“湖州市区的一个镇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名，用土地置换户口的办法把934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镇政府所有，而农户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补偿费。 失地、失业、苛捐杂税不仅导致农民的收入减少，而且逼使他们离乡背井、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的主力。农民失去土地财产权利的直接后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着无家可归，许多当年有地有业的农民现在不得不加入城乡的贫民阶层，一项统计表明，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1.5%.于是，大批失地失业的农民正持续不断地加入底层贫民的行列，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
农民穷、农民苦，其根子是现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才是造成他们被掠夺的根源。而现在应醒悟到土地所有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 洪朝辉说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 事实证明，哪里有侵权，哪里就有贫困，权利贫困与生活贫困密切相关。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贫困，鉴于”富也权利、穷也权利”征地问题已经成为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重要”元凶”。土地的村社所有，变成了村干部的事实占有。村干部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监守自盗，和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相勾结，瞒着农民处置、出卖土地以中饱私囊。……
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觉醒了,一场被称为“土地保卫战”的农民维权运动正在中国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的有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回迁农民要求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抗争，以及黑龙江省富锦市4万农民要求收回自1994年以来被富锦市地方政府强行低价“征购”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四个村子农民收回自己土地的事。几个村子的男女老少持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武清区政府对他们土地的非法侵占。他们向政府官员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有专家学者郑重指出: “土地所有权是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官员把农民逼到无法活下去的地步，全国农民们应该这次农民维权活动的机遇，应当将被这些蛀虫从农民手中抢劫的财富，重新夺回来。在城市中，现在工人的工资比头儿们少百倍是常见的，山东一石化企业高达四百倍。城市贫民也应该清算中共各级贪官盗窃国库，掠夺人民财富的罪行。贪官事必后卷款潜逃首选地是城市或逃往他国，逃离中国的照样可以引度回国受审。贪官们凭借共党利益集团做靠山， 势无忌弹地掠夺，所以工人和农民应该想办法收回被掠夺的财产。
已建成路的土地，再要改造成耕地代价太大，但可以向贪官权贵夺回他们窃取的赃款，用来充实社保基金，农民也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我坚信湖州农民也很快会觉醒，并勇跃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土地、求生存”维权活动，使自己和子孙后代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范 子 良
西 历 2008年 元 旦
农 历 丁亥年十一月廿三
（鸣谢湖州小同乡归宇斌先生对本文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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