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我们在上次节目中介绍了在文革意识形态影响下，新加坡左翼文坛创作照搬和模仿中国样板戏和文革文学作品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叫康乐的左派文艺团体，1966 年夏天以前虽然已经很左，但还是上演一些政治上比较中性的作品，例如男女声独唱“我的太阳”和“姑娘生来爱唱歌”等。但文革爆发后，他们的节目单完全不一样了。以下是这个团体1969年10月一场内部演出的“革命文艺晚会”的部分内容：
“大合唱：“国际歌”、“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长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舞蹈“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对口词：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笛子独奏：“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坎上”；民乐大合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北京有个金太阳”；表演唱“革命干劲宝书中来”；诗歌造型：“北方传来了春雷”、“怒吼吧，马来亚”、“苦难的人民”、“推动巨轮向前进”。演出最后以诗歌剧“送军粮”结束。
文革影响新加坡文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文学评论或者叫文学大批判文章的问世。
1967年6月，左派刊物《新青年》发表了“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长篇文章，以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毛式文革霸气为新加坡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规定了“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长期的改造”，确立了革命的“创作方向”，说要”大写、大演、大唱、大画、大歌颂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作家打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表现的是“个人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批判一个著名诗人是“公开打着形式主义反动文艺的黑旗，公开鼓吹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这种打倒一切的文革思维下，任何表现人性人情的文学作品都成了左派攻击的对象。就像文革一样，这种攻击常常发展到谩骂的地步。例如一篇批判诗人黄怀云的文章这样写到：“黄怀云的《流云的梦》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现实主义的歪诗……是一小撮文娼文氓(这里的娼是娼妓的娼，氓是流氓的氓)以‘诗人’的画皮去害人作恶”。另一篇文章说：“文坛小丑赵戎又活跃起来了！……这种苍蝇，伪装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营营，诋毁正直的人们，无论怎样干净的东西，总喜欢拉上一点苍蝇屎。”还有一篇攻击诗人孟沙的文章这样说：“大唱黑歌的诗人孟沙，窃据文坛的一角，培植毒草，为没落腐朽的反动文艺效命……随着新马文坛的突呈热闹，以及各式个样的文妖文娼文氓的涌现，这一团久经沉没的渣滓又乘势浮泛起来了。”
在左翼阵线内部，很多“自己人”也难逃被大张哒伐的命运。一个著名左翼文艺批评家忠扬被说批成“逃兵”和“周扬文艺黑线”在新加坡的“忠实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对阶级斗争的概念还很模糊”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厚……假如不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进行彻底的、根本的思想改造…… 就很难经得起考验，就一定跟不上群众的队伍。”有一个左派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没有表现出烈士的气概，是别有用心。
今天中国的年青一代沉醉于五花八门的电视连续剧和海内外的电影，恐怕对于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八个“样板戏”已经无法想像和理解。而这却是四十年前的真实历史。当时以《红灯记》、《沙家邦》、《红色娘子军》等为代表的八个样板戏成天在电台、电视台和电影院上演，加上各地的剧团，把那些“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造反英雄灌输到各个角落，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文化霸权”。
文革的样板戏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海外，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影响。新加坡毛主义左派控制下的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将《红灯记》改编成话剧于1969年公演，并公开宣布这是”为了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和伟大的胜利，为了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及为了我国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加坡左派当时还创作和上演了三部具有东南亚革命特色的土产样板戏。
第一部样板戏是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由于新加坡的共产党和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和马来亚的共产党和左派在组织和行动上密不可分，所以歌唱马来亚的共产党也就是歌颂新加坡的左派。这个节目明显是模仿中共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们都把共产党歌颂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中共的《东方红》以神话毛泽东为中心，而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中则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个人崇拜。这个音乐舞蹈史诗载歌载舞，结合了多种艺术形式歌颂马共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一共分两场七景，动员了近百名演员。据一位研究者介绍：“序幕以战鼓和欢呼，展现气势磅礴的场面，红旗招展。舞台上工农兵学以战斗姿态朝着红旗所指的方向前进，展现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构图。”节目中有一段直接上演了根据文革时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编排的同名舞蹈。尾声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首文革时最著名的毛泽东颂歌。当时一个左派文艺评论家这样描绘说：“舞台呈现出东风万里，红旗漫天的伟大场面，让人不禁欢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部土产样板戏是诗歌造型《抗日之歌》，突出了马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强调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马共虽然为东南亚抗战作出贡献，但毕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正面作战无法相提并论，但和中共一样，在讲抗战时，马共很少实事求是地介绍自己的真实作用，而给人以抗战全是它在打、马来亚是它解放的印象。在音乐方面，这个节目采用了中国《红色娘子军》和交响诗《嘎达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评论家称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好作品，是红色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产样板戏是诗剧《送军粮》，描写马共抗英战争中的军民鱼水情。第一场是“突破火线送军粮”，第二场是“解放军来了”，第三场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当时有两个笔名叫“霜天”和“宣红”的左派评论家，这两个笔名就体现了文革的影响：“霜天”来自毛泽东的诗句“万木霜天红烂漫”；而“宣红”不用说是“红色宣传”的意思。他们在一篇“红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评论文章中说这个节目“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主题思想，从而歌颂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歌颂了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未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09-06，2007-09-20(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