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5日讯】今天人们提起中国文化，想起的往往是故宫长城、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固然伟大，但显然无法代表五千年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在《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一种文明高下的标志，不在于她创造了多么伟大的城市，多么堂皇的宫室，多么宽阔的驿道，多么舒适的家俱，多么巧妙的机械，甚至也不在于她发明了多么精致的制度和高超的艺术与科学，而在于这种文明造就了何种人，何种男人和女人。正是后者，才代表了这种文明的精华和灵魂，或曰，这种文明的人格。
那么，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呢？撇开“出世”的修炼文化不谈，在“入世”这一方面，中国文化培养了以“仁、义、礼、智、信”修己治人的、温良敦厚的一代代中国人，绵历数千年而不倒，虽然惨遭共产革命的荼毒摧折，今天已然花果飘零，但一线生机仍然不绝如缕，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魂所在。
“仁、义、礼、智、信”的学说，集大成于孔子，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学说，其实是上古三代社会人伦思想的总结，距今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仁”是这个社会人伦思想系统的核心。孔子一方面对“仁”有极高的标准，从不轻易称许别人为“仁”；另一方面，强调仁的实现，不离乎伦常日用，匹夫匹妇都可以亲身实践。他说：“仁者爱人”，“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换句话说，仁之与否，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无关，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以做一个好人。
义者宜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是非观念或者道德原则。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分辨的必在是非，小人所分辨的必在利害。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警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义”的原则表达得更加简练醒豁。其实，义和利并不矛盾，董仲舒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在正义的原则和一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何者为先的问题。
关于礼，《礼记》曰：“礼也者，体也。礼不备，谓之不成人。”又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从宏观方面说，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规定个人对他人、家族乃至国家的权利、义务的伦理体系；从微观方面来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准绳。
智，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是指一种道德方面抉择去取的明智，而不是“智商”或者“智慧产权”的“智”。换句话说，是wisdom，而不是intelligence。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区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决定“做什么”，“工具理性”决定“怎么做”。我们所说的“智”，大概相当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
关于信，《论语》里也有很多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项，先去哪个？”子曰：“去兵。”子贡接着问：“如果不得已还得去掉一项，去哪个？”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存在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当中，传统的儒家学者常常把其中的两项或多项相提并论。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汉儒董仲舒把五行和五德对应起来，以木为仁，火为礼，土为信，金为义，水为智。以木为仁，是取木的发荣滋长的含义；火为礼，是取火的光华灿烂的含义；土为信，是取土的宽厚诚笃的含义；金为义，是取金的坚贞锋利的含义；水为智，是取水的随物赋形、无往不利的含义。一人身上，其实可以兼备五种德性。五种德性的恰当运用和表现，被称为“中庸”。所以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就是说，孔子表现出来的人格状态，极高明而又不惊世骇俗，无往而不恰切，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是中国人所推崇的最理想的人格状态。
从古希腊起，西方文化推崇的德性，如勇敢、节制、正义、谨慎等，勇敢往往排在首位。儒家的“三达德”——“仁、智、勇”，勇排在最后，而且孔子又说，“有仁者必有勇”，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德性，而是出于无私无我的大爱，把个人的安危荣辱全部置诸脑后的道德勇气。把“仁”作为最重要的德性，这一点是中国文化极为独特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推寻下去，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分际。
在道家看来，道、德、仁、义、礼、智、信，存在着境界高下的关系。《老子》第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之后怎样，老子并没有明言。今天离老子的时代也已经两千多年了，此时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十恶俱全，远远低于人类社会的最低标准了，思之令人扼腕而惊心！
可是剥极而复，物极必反。中华文明负有独特的使命，其禀赋博厚，其取径高明，其历时悠久。在这个大启蒙的时代，回顾先贤往哲的遗训，并以此为坐标思考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重新走回人间正道，有不小的启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