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6日讯】中国湖南公民陈武利，原系中国建设银行湘西支行凤凰县分理处道门口储蓄所职员，因举报顶头上司违规操作、挪用公款犯罪而反遭诬陷，身陷囹圄，蒙冤六载，至今未能昭雪。
陈母刘玉英，为申辩爱子不白之冤，八年辛酸，历尽磨难，多次遭暴力殴打和非法拘禁，至今依旧承受着难言的伤痛，凄凉而无奈地挣扎在茫茫上访路上……
一、上司贪污 下属举报
陈武利是1998年8月11日从凤凰县分理处中心柜调到道门口储蓄所工作的。该所所长张清勇与不法分子相勾结大肆诈骗、挪用客户和银行资金。陈武利调入该所后不久．即因一个客户持折对账而发现帐折不符，继而察觉了张的不法行径。为此，陈武利也曾警示井制止过上司张清勇的不法行为，却因张是其领导而未能奏效。无奈之，陈与黄、付两位知情同事商议决定上报，遂由陈武利向分理处分管副行长舒国荣作了举报，上级据此进行调查，查证张清勇先后以”无折取款的方式挪用公款共计198万多元。
陈武利对上司的罪行进行举报后，张清勇被检察机关立案审查。却在三年之后，而令陈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竟会因此而招来无妄之灾。
二、无辜被诬，申辩无门
检察机关在对张清勇立案后，该案承办人杨胜平因与张私交甚密，意图减轻张的罪责，便采用诱供、串供等卑鄙手法，故意诱使张清勇诬陷陈武利，虚构陈协助张进行挪用犯罪的”事实”，由此开始了对陈精心策划的陷害。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陈武利”1998年5月24日至1999年元月12日……共帮助张斌挪用公款1980200元，(其中陈武利帮助挪用公款756800元)……，”被告人陈武利实际挪用公款685500元，(案发前买回存单6本，金额71300元)……”对此，陈据理反驳，理由有四：一、办案人为嫁祸与陈，竟凭空捏造陈自98年5月24日即参与本案，而事实上陈武利调入该所是98年8月11日有原单位证明；二、检方所谓陈案发前买回存单6本，金额71300元的”事实”竟无任何证据证实或印证，庭审中亦未经质证，便予以认定，本案之枉法之处，由此可见一斑；三、检方以取款凭条上有陈的名章为由，认定陈参与并协助张清勇犯罪这一认定更是幼稚可笑。以此逻辑，该所工作人员在凭条上都有名章，为何独由陈武利承担罪责?更何况，由于管理不善，该所名章案发前一直是随意共放一处，且未加防护，张清勇或任何人都有可能动用他人名章。以此为定案依据，显然其效力不足以认定。四、陈武利无犯罪主观动机，更无客观行为。其在发觉张清勇之不法行为后，即行举报，如认定其主动参与协助犯罪，则与其客观上的举报行为相矛盾，检方无法自圆其说，显然本案被错误定性。
本案审理中，陈武利及其母刘玉英据理申辩，而办案人却心怀叵测地不予置答，法院审判中亦未对本案存在的诸多疑点依法予以调查和质证，便糊涂下判，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陈武利有期徒刑六年：
三、依法维权，前途茫然
宣判后，陈武利即上诉，湘西州中级法院驳回其上诉，陈亦被投监服刑，其母刘玉英代子申诉，2002年11月29日湘西州中级法院以（2002）州刑监字第2号再审决定书决定再审本案。说到这里，刘玉英语气中更多的是失望与无奈：”原以为再审能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公正处理，还我儿子以清白，可谁知他们还是互相袒护，明知错判，却不肯纠正，将错就错地让我儿蒙冤到底，唉……”由于再审维持了原审结果，刘玉英这位普通的农妇，决心要为儿子讨回公道和清誉。
刘玉英认为本案中的疑点除前述四点之外，还存在以下违法办案的问题：其一、案件主办人杨胜平系与张清勇有亲密关系，正是基于此，扬才诱使张作虚假供述，栽赃陷害嫁祸于陈武利而同时可减轻对张的处罚，并可以一泄张因陈的举报而郁结在心的私愤，达到”一石双鸟”的阴险目的，这一点，从刘玉英掌握的审理笔录中，已有确证为据，其二、从检方在认定陈的所谓”犯罪事实”中，不难看出其为构陷陈武利可谓煞费心机，其目的即在于嫁祸于人，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举报人，以泄私愤!其三、办案人员杨胜平在2000年3月13日承办此案后，即在未出示任何合法有效证件以明示身份，也未依法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形下，公然无视公民人权，非法查抄了刘玉英的家，抄走存折三本(系刘的生活费用存折，陈及其妻子各自工资存折)，同年5月10日，其退还了存折，但存折上的八百余元却不翼而飞，且该款项在案件后续审理中，既未做处置说明，亦未告知去向，–毫无疑问，此款已被办案人中饱私囊。且刘玉英和杨胜平辩理时，遭到杨胜平的毒打，此恶劣行为一为好友张清勇泄愤，二为震慑刘玉英，使之不敢告状上访。
基于上述事实和刘玉英掌握的大量证据，加之本案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刘玉英认为自己儿子陈武利是因举报上司而遭报复，儿子的举报为国家挽回了巨大损失，结果非但无功，反落重罪，这是法治失明的悲哀，更是社会公义被扭曲的闹剧。
自从爱子蒙冤后，刘玉英已多次申诉，执法机关对此案先后下发了多达十余份法律文书，结果均如出一辙：维持原判。望着眼前半尺厚的材料，我为刘玉英在亲情支橕下的毅力而感动之余，对于现实的法律或称之法律的公正性不禁产生深深的质疑：其所维护的究竟是何种利益?
四、上访之艰，难于登天
刘玉英无奈之下于2001年起开始上北京申诉，加入了日益扩大的上访队伍。谈到这里，她语气沉重了许多，”老百姓要公正真是太难了，上访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却依旧身负冤情的人太多了……生活的困苦且不提，最可恶的是各地方政府对待这些冤民的手段非常残暴……其中面临的危险，是令人难以相信和想象的……。”
谈到自己这八年的上访经历时，刘玉英流泪了，”被当地政府残暴殴打过，至今伤痛犹存…也被以殴打民警为由，拘留15天。”2003年5月曾庆红到湖南风凰县视察时，当地政府将我非法拘禁34小时，未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实际上，超过七成的上访群众都曾被打过、拘过、劳动教养甚至判刑的都不少见，”刘玉英这样告诉笔者。
目前，刘玉英仍在北京上访，据其讲，希望到”十七大”后案子能有转机。
实际上据笔者了解，多数上访民众已无数次寄希望于中央开会或某个敏感日子(如”五一”、”十一”)，能解决问题，但结果总是一次次失望–犬儒教化给国民烙下的印记太深所致，诚悲哀矣!
在此次访谈结束之际，笔者衷心祝福刘玉英事遂人愿。
在上访人群中生活的这时间，笔者听到、看到的事情很多，体会最深的是一种悲哀与义愤–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为这个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
2007年8 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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