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北韩信息隔离墙 国际社会需用软权力

【大纪元6月8日讯】(亚洲时报记者Andrei Lankov 6月7日撰文)首尔—西方当前对待北韩的方法显然无效。不过华盛顿一些人显然仍相信，面对金融和其他制裁，北韩将会陷于困境，从而不得不放弃其核计划。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愿真心参与制裁机制。虽然两国都不愿看到北韩拥有核武器，但它们更不愿看到北韩崩溃。没有中俄的参与，针对北韩的任何制裁机制都不可能成功。其次，更重要的是，美国名义上的盟友南韩更不愿逼迫北韩就范。最后，即便制裁产生一些效果，也只不过是导致更多的北韩农民饿死而已。 10年前在没有任何支持者的情况下，北韩政权曾从更大的挑战中幸存下来。

那么国际社会能够做些什么呢？就短期而言，所能做的并不多。不管外界愿不愿意，平壤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紧抓核计划不放。北韩也许会做些妥协，如冻结现存的核设施，但总体来说，难以通过施压的方法迫使北韩领导人放弃核武器。

也就是说，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仍将存在，对国际社会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以往的经历表明，每当北韩领导人碰到麻烦时，他们就会使用敲诈伎俩，而且这种招数通常有效。未来他们完全有可能做出更多的挑衅动作。北韩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若实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就会崩溃（北韩面对的是经济实力是自己数十倍、人口是自己两倍多的南韩；平壤若一开放就有可能像东德政权那样立刻垮台。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并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台湾经济虽然更发达，但总体上却不足以吸纳中国大陆），因此他们丝毫没有启动改革的意图。

在这种情形下，除了采取敲诈勒索的手段从外部世界获取援助外，北韩政权没有多少选择。因此只要北韩政权或至少是其性质不改变的话，威胁就不会消失。那么既然外部压力明显不奏效，如何才能达到改变北韩政权或其性质的目标呢？答案在于通过在北韩社会内部培养民主和改革力量从其内部施压。

在五花八门的“流氓政权”中，北韩可能最经不起这种软方法。跟各种原教旨主义政权的独裁者不同，北韩领导人从不向其追随者承诺来世的生活。例如，他们不会承诺说，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得到72个处女。

他们合法性在于他们所谓的在现世给朝鲜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能力，而平壤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了。南韩的存在也给北韩领导人打民族主义招牌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他们不能说，“为免遭外国侵犯，我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因为南韩的情形证明，在理性政府的治理下，朝鲜人在享受富足、自由的同时能够保持独立。

因此，平壤除了比其他任何共产主义政权实施更严密的边界封锁之外别无选择，以确保它统治下的朝鲜人永远不知道他们生活在弥天大谎中。自我孤立和信息封锁是该政权的生存法宝，因此任何旨在促进北韩变革的长期努力都应把突破这面无知之墙作为重要目标。

软措施的威力经常被低估，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所需费用低廉，见效缓慢，而且不像军事突袭或经济禁运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其效果却是显着的。

笔者有必要指出与现在相隔还不算久远的一个事例。1958年美苏签署了一项学术交流协议。当时坚决反对苏联体制的强硬派对此大为不快，并视之为可耻的又一绥靖政策。他们说，该协议只是又一次为苏联向美国派遣间谍、窃取美国机密提供了机会。怀疑论者坚称，苏联当局将会派遣意识形态方面的死硬分子来美国，然后他们把在美国的经历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战的工具。批评者接着说，而且实施该协议用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

苏联派遣的第一批交换学生人数很少，而且恰恰包括怀疑论者完全不希望他们来到美国的那些人。在1958年，莫斯科只选派了4名苏联学生去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之一是受到克格勃（KGB）器重的特工，他来美国学习的确是为了从事间谍活动。他精于自己的工作，后来在苏联对外情报界取得辉煌的职业成就。他的一位同学是年青的二战退伍军人，同样受到苏联当局的器重。在美国学习回国后，他被调到苏共中央机关，并在10年里成为宣传部的第一副部长。

美国的怀疑论者似乎直到1980年代都是正确的。这位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叫卡卢金( Oleg Kalugin )，他成为第一位公开从内部挑战该机构的克格勃官员。他的那位同学名叫雅科夫列夫（Alexandr Yakovlev），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为推翻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有些人甚至坚信，是雅科夫列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才是自由化改革的真正设计师。

后来两人都表示，是他们在美国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尽管他们在回国后三缄其口，只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此苏联当局1958年精挑细选的根正苗红的四名学生中的两个最终却成了自由化改革的领导人。

对苏联有效的方式没有理由在北韩就会失效。学术交流尤其重要，因为国际社会对北韩的政策应追求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目的。第一个是要促进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血腥的政权发生改变甚至瓦解。然而如今也要思考如下问题：在金正日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后，北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后北韩的重建工作将是漫长且痛苦的，而且代价不低。如今南韩比北韩富足20倍，双方的教育差距更是天壤之别。除了少数军事工程师外，典型的北韩技术专家甚至从未使用过电脑。

北韩经济学家简单粗糙学了一些苏联1950年代的官方经济学。在其他地方司空见惯的药品是北韩医生闻所未闻的。有鉴于此，一旦北韩政权垮台，北韩人只能成为南韩大财团的廉价劳力，而这种情况反对来又将导致南北之间产生紧张和敌对情绪。要想确保北韩人能找到体面的工作，现在就要为他们的教育着想。

与北韩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甚至一石三鸟。首先，参与交流的北韩人将会把爆炸性的信息带回国内，从而加速内部的变革（有可能但未必是革命性的变革）；其次，这有助于北韩的经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第三，金氏政权退出北韩后，该国的重建会更有效，痛苦更少。

当然所有这些交流项目的费用应由接待国承担。因为北韩人支付不起这样的交流项目，而且正如英国利兹大学北韩事务专家Aidan Foster-Carter所说的那样，北韩领导人从来不做像付钱这样的俗事。不管怎么说，这类交流项目的费用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其可能达到的上述3个目标明显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当然，北韩领导人并不傻，他们很清楚此类交流的危险性，他们可不想让雅科夫列夫和卡卢金们在北韩出现。在1959－60年，北韩领导人甚至召回了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留学生。直到1970年代末，他们一直只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派遣留学生。也就是说，在20年里，平壤的领导人相信，即便是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环境也过于自由化了而不适合他们的学生。

然而，他们也清楚，不进行学术交流，从长远来看就无法生存。如今平壤正在尽力与中国进行这类交流，向那里派遣了大量留学生。

另一重要因素是长期的腐败。去国外留学的无疑都是北韩高干的亲属。高层官员知道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潜在风险，但如果出国的是自己的亲属，他们就会刻意忘掉意识形态的威胁。

当然，北韩领导人不会愚蠢到向美国或南韩派遣留学生的地步。然而，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对北韩领导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几年前，澳洲国立大学为北韩研究生开办一个研究现代经济学和金融管理的课程。澳洲、加拿大或纽西兰也许是进行这类交流的理想场所。

由于英语已成为东亚地区进行交流的国际语言，英语教育是大受欢迎的。但欧洲一些小国也适合从事这类交流，例如，瑞士、匈牙利或奥地利也许能为北韩官僚所接受。

与此类交流计划利益最密切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南韩应该给予资助。但其他较小、相关性不大的国家也应考虑资助这类事业。这并不是在浪费钱财，甚至也不是做人道援助这种门面功夫。以往的事例说明，留学生往往支持自己以前的东道国，一般会与之维持某种联系。

北韩拥有潜力，当变革开始时，这些留学生可能被委以重任，因为北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非常稀少。因此，那些为这些交流项目进行小额投资的国家终将从北韩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

但不能仅仅通过学术交流的方式来资助北韩学生，还应邀请北韩科学家和学者到西方大学，并要向北韩图书馆捐赠大量图书和数字材料。当然，在北韩只有少数当局信得过的人能获准接触非技术类的西方出版物，但他们恰恰将会是变革开始时担当重任的人。

众所周知，北韩学生和学者回国后会再度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灌输。但这样有用吗？当局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往往与他们在国外的经历有强烈的反差，这反而会使他们对北韩社会产生更负面的看法。

当然他们回国后不会说任何当局不喜欢听的话，但他们知道北韩人也可以选择其他生活方式。通过对比，他们知道北韩有多么贫穷、生活多么令人窒息，并会考虑如何改变这一切。迟早这些人会成为北韩转变的催化剂，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有助于减轻后金时代北韩复兴的痛苦。

译稿：晏阳(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