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书：控诉中共对我及家祖的迫害
【大纪元6月26日讯】我叫刘祥芬，今年44岁，出生在湖南省涟源市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出生前，我家是贵族阶层，我爷爷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我非常爱我的祖国，曾经有三次来美国和加拿大的机会，都因为我想留在国内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而放弃了，特别是第一次，那时我正好大学毕业，我爷爷要我来加拿大继承遗产，都被我拒绝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被共产党洗脑，认为国民党不好，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另一方面，我想党把我培养长大，我还没有为国家作贡献。然而随着见识的增长和思维的健全，我明白了：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党不等于爱国，“党把我培养长大”是谎言。
尽管湖南“和平解放”是我爷爷签的字，我家还是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我太公勤俭治家，行善积德拥有大量的房产地产和一个钢厂被共产党打为官僚地主资本家。财产全部被没收，我父亲从天津被赶到农场，在共产党的奴役下劳动挣来一点口粮还要对它感恩戴德。奶奶和叔叔们从长沙被赶到乡下，住在破庙里，饥寒交迫，甚至冬天下大雪时，共产党员还要从庙里把他撵出去，当别人送点大米给他们吃时，还会被共产党员追查是谁送的。很小开始就目睹我的奶奶，父亲，叔叔，叔爷叔奶奶，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我是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游街。我的叔叔十六岁就被打成右派。我还只有一岁多的时候，就被迫去看我父亲受迫害的情形，亲眼目睹他被红卫兵反扣着手谩骂，踢倒跪在洒了一层碎石头和玻璃渣子的水泥地上，膝盖上流着血，我三岁的姐姐拿着扇子想给他垫上时，被红卫兵踢出很远。七岁左右时，一个共产党员想霸占我妈妈，总是不得逞，就造谣说我妈妈作风不正派，逼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否则不准他干活，我们全家七口人都得饿死。我爸爸无可奈何只好和我妈妈离婚。我妈受到这无情的打击，不久就得了精神病，很快就含愤离开人世。我最小的妹妹因抚育她的母亲早逝，坏人7岁就把她卖去作童养媳，受到非人的待遇，睡羊圈，作童工，被坏人用狼狗追赶，睡山洞，吃野果。不过天理是公平的，这个共产党员现在也遭了恶报。
在湘江风雷时，共产党要杀一批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我爸爸也是其中之一，正在它们准备动手的那天晚上，有好心人告诉我爸爸躲藏起来，这样才免遭一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正在熟睡中，一群红卫兵经常手拿长矛、大刀冲进我家，用长矛把我们的被子掀起，扔到地上，把柜子、箱子也翻一个底朝天，衣服扔得满地。我太公因年岁已高，经受不起共产党的恐怖活活被吓死。
长大后，因为不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今中国世风日下的道德为伍，又无法改变现实，我选择了学法轮大法作好人，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了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这样得到了身心的健康和家庭的和睦。然而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忍，曾经四次被监禁，其中两次被非法拘留，两次非法劳教，被强制洗脑，被奴役劳动，被绑架，手和脚被铁链捆在一起，长期被铁链反扣在树上在太阳下暴晒，被关在铁笼里不让上厕所被迫尿裤子，被长期跟踪和监视，被警棍打和电棍电，6年多过去了，头上被警察打的伤疤依然可见，家庭同样被一个共产党员趁机插足破坏，小孩受到摧残。这一切的一切不得不引起我对共产党进行思考：为什么一定要迫害好人？说句心里话，迫害法轮功初期，我是不相信共产党会打死炼法轮功的人的，因为作好人对任何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直到我自己被打晕过去，才相信这个事实。我在被关押期间被迫多次验血，如果血的各项指标符合需要器官的病人的指标，我想我可能会再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下面是打击法轮功以来我的一些亲身经历：
4.25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在报纸上发布公告不会镇压法轮功，背地里却对我们这些上访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4月27日开始，派出所的警察每天到我家住两小时，以查户口、想学功等借口进行骚扰，尽管他明白我们是最好的人，但是出如上面的压力和被党文化毒害了的思维方式，还是麻木的执行他的任务。每天炼功，便衣躲在车篷等隐蔽处对我们进行监视，炼完功后对那些他们还没掌握的人进行跟踪，白天也跟踪辅导员。
7月20日早晨，炼完功后，派出所所长要求我们到一个学员家里，用代表政府的身份向我们宣布政府要镇压法轮功了，不准我们再炼法轮功。当时我们根本不相政府会出尔反尔。
7月21日，我和几位功友得知各地站长在7月20日凌晨被秘密逮捕后，为了避免抓捕，临晨3点钟来到中南海附近，等待上班后上访。此时整个街上已经戒备森严，警察三步一岗，对我们进行盘查，其中有一位警察不慎泄露了机密：他们和衣未睡等了我们五天。原来抓站长只是诱饵。在其他几位同来的大法弟子被抓走后，我经过道道关卡，逃过围剿，将近10点才来到信访办前，当天来到北京的大法弟子有几百万，因为关卡太多，能来到信访办的大约只有一千多人，都整齐、祥和地站在人行道上，公安和武警站在我们前面，12点来了大量的士兵抓我们上车，拒绝上车的被揪着头发，掐着脖子拖上车。把我们拉到丰台体育馆，警察为了削弱我们的力量，把我们按区分开，警察和士兵站在每个区的周围，然后抓年轻的大法弟子。下午六点左右开始大批抓人，有的妇女衣服被撕破了，被强行抬上车时，私出都露了出来，有的鞋被拖掉，有的被打得鼻清脸肿。
7月22日早晨5点，我和另外几位学员准备继续上访，来到西单已没法继续前行，所有路口都有双节的公共汽车和便衣随时抓人，大家只好在人行道上整齐的站着，11点左右又开始大批抓人。把我们运到一所学校，在太阳下暴晒，后来由海淀公安分局带到一个地方，放诬蔑法轮大法和我们师父的录像。逼迫观看中共民政部和公安部颁布的镇压法轮功的伪公告。然后由派出所领回。警察把我审到凌晨3点，并且必须写保证不反对政府才让回家。第二天早晨，我在小区空地炼功，海淀区育新派出所所长带一帮警察把录音机提走，把我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强行带到派出所。7月28日派出所以我家是学法点为由，以没收房子、开除公职、停薪降级进行威胁，强迫房东逼我离开，房东知道我们是好人，把我转移到他的另一住处。没想到刚一转移，公安部就来抓我，派出所正四处寻找我，我在不知情时，给派出所所长打过劝善电话，这样他们很快查到了我的住处，当天傍晚发现楼下有人盯哨，同时房东也告诉了我们内情，第二天一早又赶快搬家，逃过追踪，辗转到朝阳区。
9月21日上午9点我手拿钱包和保姆一路上又说又笑去交电话费，正走在大街上，突然一群彪形大汉急速向我冲来，三辆没有牌照的车急驶过来，把我架住往车里一塞，用棉袄蒙住，用手把我按在车底，我以为是抢钱的，原来是便衣，他们已经跟踪了我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看守所都关满了大法弟子，直到下午5点，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北京安全局看守所给我录像，并把我监禁在那里，那是专门用来监禁特务等高级政治犯的地方。关了三天，把我送到海南进行迫害，没有提审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非法关押了100天后，我给公安局长去信表明一个人连做好人做健康人的权力都被剥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准备绝食解脱自己，公安局长才告诉我他们把我抓来给忘了。这样看来我如果不去这封信，还要等到牢房倒塌才能出去了。可是后来把我放出来时，还强迫我写不上访等违反宪法的保证。出来了也不准我回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给他们写信严肃地提醒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把我们的宽容当作怕，从而变本加厉地为所欲为，公安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是执法犯法。在这段时间里，我丈夫因为我失踪四处寻找，可是哪个看守所也不承认抓了炼法轮功的。公婆和老父亲因为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病倒，女儿在幼儿园无人接送，儿子无人照管，起居不安，学习无序，心身受到严重的摧残。
2000年6月11日，我和几个学员在公园聊天。海淀区东北旺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了，把我们押到了东北旺派出所关在铁笼里，因为我们坚持信仰，长时间把我反扣在烈日下的大树上，另一个学员张阿姨，因为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被悬空吊扣在门框上，只有一个脚尖偶尔能挨地。并且不准我们上厕所，当时我正来列假，白色的运动裤上流满血和小便。后来把我关到海淀看守所进行迫害，十五天后把我送到海南省第二看守所进行迫害，在那里非法关押了110天。在这期间我和看守所的负责人交涉，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他说，因为查不到我是哪里送来的。中国的法律就这样被贱踏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托人找了一个律师，可是律师的前提是，要我承认到公园炼功是错的，保证不到公共场合炼功。
2001年1月初，那时我刚从看守所回来2个月，正在想办法平复因我被迫害而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心，因为我想政府不顾百姓的安危，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我儿子马上要过生日了，我拒绝去洗脑班，又被东北旺派出所从家中用铁链锁上，几个警查穿着便衣，把我从六层楼的家中抬下来，关到海淀看守所。因为我不愿妥协，关在那里的一帮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把我推到风圈，当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时候，她们要扒光我的衣服，端来冷水往我身上泼，并拿来警察放在监室专门用来打大法弟子的胶皮管和头盔，对我进行迫害。在我高声呼喊把警察叫来后，她们不但没有惩罚打人的凶手，还用铁链把我的手和脚绑在一起，头上戴上钢盔。让我坐在冰冷的地上，还准备用肮脏不堪的擦地布堵我的嘴，并且还写出一个我要自杀的伪报告，蒙骗看守所的负责人，后来负责这个监室的王青从劳教所学习了怎样用伪善的办法对付大法弟子的经验回来了，用解除铁链和我放弃绝食进行交换，我严词拒绝，她就把我带到监室，因为当时我的手和脚用铁链捆在一块，头只能朝下，她就用手扳起我的下巴面对全监室20多人，进行侮辱。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真希望自己的承受能唤起她们心中的依然存在的善念。有几个人看到我的情形悄悄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有的犯人私下里告诉了我：前两天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打折了腰，刚送去了劳教所。以后的几天里警察王青又对我拳打脚踢，这个又胖又矮的可怜的年轻女孩，因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而连升三级。
一个月后被押到劳教人员调遣处，这是2000年8月建造，专门用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迫害的地方，人们把这里叫做屠宰场，阴森恐怖。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刚从囚车下来，一个又粗又壮的黑脸大汉，手里挥动着警棍对我们进行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的两旁站满了手持警棍和电棍的警察，随时跑过来揍不服从他们那些侮辱人格指令的学员。我记得有一个男学员薛红军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经理，被一群恶狼似的警察打倒在地，用警棍和电棍把他打得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被拖了进去，其他的几个学员也是这样。女警察揪着我们的头发，使劲往胸前拽，使我们的头低得只能看到脚尖（这是那里最起码的规矩）。然后每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大法学员进屋子，逼迫我们照着他们写好的带有侮辱人格的保证书，如动作慢一点或拒绝写保证就遭到毒打。我想和她们讲道理，嘴还没有完全张开，就被一个姓付的大队长揪着长发往地上一掼，把我摔倒在地，然后她手拿两根警棍闭着眼睛拚命的打，打一阵后又用电棍电，直到她想再打我的手下不来时，我的头被打破了，人也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中，仿佛她从外面拿来很多雪放在我头上，等我醒来从地上爬起来时，发现我周围是黑乎乎的水，衣服也是湿的，黑乎乎的，地上飘落着我的长发，我的头发已所剩无几（这个姓付的警察因打大法弟子，得到嘉奖，后来迁升为科长。）和我一起从海淀看守所送来的学员刘秀平因拒绝写保证，被扒光衣服，晚上强迫她站在冰天雪地里冻了一整夜（后来在劳教所被迫害得精神失常），这是我能看到的。因为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单个的秘密进行，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是鲜为人知的。在精神和肉体折磨得同时，还强迫我们义务干活，市面上很多廉价产品都是那儿生产出来的。当时我在的时候是包一次性筷子，把筷子倒在肮脏的地上，甚至马桶边，因为一天只让我们上一次厕所，十几个人，六个毛坑，一共只给两分钟，同时还要刷牙、洗脸，所以很多人没来得及大便。有的老太太，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大便只拉了一半，逼迫用手折断，赶快起来，稍微慢一点，大棍子便打上来了。在这种情况，大家只能在监室的超大马桶里大小便，这是一个能移动的木桶，每天早晨由一个学员湾着腰脸冲着马桶端着去侧所（因为积攒了一天，已经是满的，马桶又大，稍微不小心大小便就会洒身上）并且也无处洗手洗脸，炎热的夏天也不让人洗澡洗衣，身上又脏又臭，所谓的卫生筷就是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下，用一张写有已消毒的纸或塑料袋包装出来的。警察还经常用电棍电那些她们用来监督我们的犯人，逼迫她们欺负我们。
2001年3月21日，把我非法关入北京新安劳教所，后改名北京女子劳教所，那里是一个充满了谎言、暴恶及伪善的邪恶黑窝。刚一进出，那里的警察脸上露出阴森的奸笑，说什么一个个都这么脏，这里就是到了家了，赶快洗澡。在一大堆他们认为信得过的犯人监视下洗了澡后，便被带进一间屋子，要求写不再炼功的保证书，认罪认错书，及谩骂大法和师父的决裂书，不写的话，就四个人围着进行洗脑，不按照她们的做就拳打脚踢，罚蹲军姿，报头蹲，罚站，坐飞机，揪着头发撞墙，用针扎私处等恶党一贯整人的手段。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写出以上三书是绝对不让睡觉的。有的学员半年不让睡觉，超过半年也只能一天睡两小时。以上提到的刘秀平就是在这种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下精神失常的，最关键的是，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像刘秀平这种不转化或转化不成功遭警察和犯人虐待的人，是不会有人同情的，人的善心和良知在高度的恐惧和压力下丧失怠尽，不敢同情弱者，也不敢伸张正义，因为那样要付出代价。我因为怎么也没法泯灭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无数次遭到训斥和威胁，围攻和洗脑，被强迫不断的写那些似是而非的思想汇报，直到变成奸猾、掩盖或缄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或许完全放弃自己，变成一个指鹿为马的人。与此同时，还派他们信的过的人对我暗中监视，不断挑衅，妄图把我的平静祥和破坏殆尽。同时也一直在不断的找差，妄想把我关入集训队（那是一个用尽极刑，更加隐秘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甚至妄图延长劳教期。我亲眼目睹杜蓉芬在升旗仪式上喊出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而遭到一帮警察毒打，当场晕了过去，被拖到集训队继续迫害，几天以后还不认识人。赵小华被恶人反扣，按在地上跪着，用毛巾勒着嘴，以致于实在忍受不住时惊叫，好几个老太太被吓得心脏病突发。刘桂芳的阴部和腋下被针扎而不敢说出实情，在我有机会与她单独相处时才敢惊慌失措的向我透露一点。刘桂芙罚站18天，邪恶的人要求她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地方，稍一转眼或眨眼就遭到谩骂，同时用苍蝇拍打头，打手们拳打脚踢，后来腰也被打折了。
听他们的话转化了的也没有好日子过，首先白天干活十八小时左右，只让睡两个小时，叫做歇人不歇针。后来经过出去了的学员向上级告发和里面有正义感的学员的付出，减至十二小时。主要产品都是出口的手工制品，像很精致的茶杯垫，手工毛衫，羊绒衫等。还要经常写那些违心的东西，直到自己心中把假的认成真的，完全放弃自己的良知才能从说谎和作恶的羞愧中解脱出来，加上所作所为顺应了那个邪恶的环境而带来的安逸甚至表扬与喝采，那种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衡量标准，很多人真的认为那些实实在在的谎言就是真理。
那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地方，美国某电视台到那里进行采访，采访的前几天，就开始要我们搞大扫除，把劳教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投资买了一个超大消毒碗柜放在食堂，采访的前一天下午，要我们把平时干活的产品，原材料和工具全部运走，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采访的那一天，带着我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拔河、舞狮子、看书、看电视。平时不转化受体罚的学员也进屋免遭体罚。中午给我们改善生活吃两菜一汤和米饭，在记者来之前，叮咛在外面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学员不要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架起摄像机准备采访时，一声“向后转，齐步跑”，匆忙逃跑着把我们带进监室。所以给记者留下的印象绝对不是迫害，而是中国政府在义务的养一帮年龄不等的学生。02年十月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派出所和居委会也还是不断的上门骚扰。我和孩子的户口也都被注销掉，这样如果我在劳教所被打死的话，就死无对证了，既是国际社会去调查，也会说是法轮功造谣，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5年2月28日，因中共要开两会，又开始抓人，为了完成抓人指标又把我绑架进了海淀看守所。正值我儿子快考高中，小女儿才一岁半，我心急如焚，因为这几年我遭受迫害给小孩带来的伤害太大了，儿子小学升初中时，我在劳教所，学习成绩和个人成长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从劳教回来后一心赴在小孩身上，想归正他们，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眼看2个多月就要考高中又把我绑架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绝食抗议，他们把我送到北京公安医院，那里邪恶至极，公安医院在地下室又潮又暗，所有的病人24小时用铁链锁在床上，只有洗漱时才打开一会。平时大小便就在床边，真是没病都会住出病来。到那里以后，他们强迫给我注射一种药，一打上就昏睡过去，后来偶然的机会有人暗示我，这就是在肉体上消灭我们，那里面有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无奈中我只好放弃绝食。马上把我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刚到调遣处，因我拒绝怀有阴谋的体检，一个彪形大汉男警察楸着我的头发把我打倒在地，用脚踢我已绝食一个月的身体。并把我强行按在台上进行体检，完事后，我给他唱了《为你而来》的歌，通过我的歌声告说他：我因为爱你而来，不要被谎言蒙骗。6月17日把我非法关押到河北唐山劳教所，又重复上一次劳教所洗脑过程。这次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想再放纵他们迫害下去的话，不管是对自己和孩子及人类的良知都是不负责任的。在那种邪恶至极的黑窝里任何反抗都只能成为他们加重迫害的借口，我还是选择了绝食绝水抗议。经过两个半月的诱惑与威胁的煎熬，生与死的考验（期间被野蛮灌食，被警察殴打），我回到了家，重新见到了我的亲人。这时我的小女儿已经两岁半，都不认识我了，她把带她的阿姨叫成了妈妈，把我叫成了阿姨，并且拒绝我抱她。大女儿（十岁）因为承受不了我再次被迫害的打击，用吃东西的方法缓解精神压力而变成了发面面包，在我上次劳教时，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大学生插足我的家庭，并和我丈夫生下私生子，我再次身陷囵囫，丈夫在我上飞机的前一天逼我离婚。一个原本美满和谐的家庭变得妻离子散。在当今的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如果没有几个情妇都是要被人笑话的，已经被公认为中国男人的生活方式。
共产邪党对我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罄竹难书的，并且对我的迫害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相对绝大多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虽然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损失都很惨重，三台电脑和打印机只今还没有要回来，但是我毕竟活着从死人堆里出来了。尽管这几年来迫害带来的恐惧，有时还一阵阵向我袭来，但是我毕竟现在站在一片自由的国度里，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还有很多遭遇比我惨的多的人因为没机会出来，甚至失去了生命，不能说出他们被迫害的真相。我想用我的经历和教训告诉那些还对共产邪党还抱有幻想的善良的人们：不要忘记了他干的坏事，不要像我一样迫害到自己时才相信它的残暴，不要不相信法轮功的真象材料。共产党的凶残、邪恶和流氓手段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能力和承受能力，加上中国人的宽容和对稳定的渴望反过来被共产邪党利用，在各次运动中激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越来越同化它，它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其实对于一个心中装有真善忍的修炼人来说，我心的容量早已超越了这种痛苦，但看到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还被共产党的欺骗麻弊着，心中很焦急，只好拣起这些封尘以久的记忆来诉大家：所有的中国人只有从对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变成失望中清醒过来，从对邪党的宽容变成纵容中反省过来，才敢从新审视这个恶魔！八千万冤魂还不够我们引以为戒吗？千万不要拒绝《九评共产党》，因为那是共产党最真实的历史，只有认真读《九评》才能洗清自己被共产党涂脂抹粉的宣传所掩埋的尘烟，才能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摆脱恶魔的控制挥复自己善良的本性。不要希望狼对羊会有什么恩赐了，不要对邪党再抱什么幻想了，赶快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包括以前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天灭中共已是不可逆转的天象我们曾经在被它蒙蔽中误入歧途，但我们没必要给它当垫。，只要我们一退出来，共产邪党自然就不存在，中国就会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邪党的自由社会，我们的亲人才会有幸福，中国才能有希望，自己才能有未来。同时我也呼吁全世界正义之士伸出援助之手，我还有很多同胞，很多大法学员，在共产党的魔爪下遭受迫害，甚至他们的器官都被强迫摘除，他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希望大家能救救他们，匡护世间良知。（大纪元网站有退党中心，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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