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67)

‧33（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一

到了1969年夏天，雪媛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了。一天下午来了一场夹着大量冰雹的暴风雨，满街的冰雹足有两寸深。她抱着为伟从工厂走到家，只觉得凉气 从脚底直窜心窝，全身冷得直哆嗦，而且双腿双臂都发麻，到家时几乎晕倒，第二天就病了。她自己很清楚，这是生为伟时失血太多，躺在病床上又被大雷雨的凉气 吹了一夜的缘故，见凉风、遇冷水，全身发麻心哆嗦，已是常事了。

　　

“月子里的病，要月子里才能带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都这样对她说。

　　

这使她动了心。她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生活已渐渐有了些规律，如果能坐一个舒坦些的月子，把生头胎落下的病给带走，未免不是个好办法。

1969年9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前，我从清河农场请了十天假回北京，雪媛向我提出了再要一个孩子的要求。起初我考虑到艰难困境，不同 意再要一个孩子；但当我看到雪媛那祈求的目光，又不忍拒绝她不顾千难万险嫁给我之后的这惟一的要求，遂依从了她。心想：如果她真能怀上第二胎，我一定要细 心地照料她坐好这个月子，让她切切实实地恢复健康，一扫这几年所遭受的苦痛。

　　

但是严酷的政治气候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当我得知雪媛确已怀孕时，我与很多人已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到了山西。我对雪媛的帮助别无良 策，只能把自己每个月收入的32元，给自己留下12元甚至7元；把每月口粮中的三四个馒头票，去向别人换来窝头票，为的是少吃一个馒头可以省下一分钱。

　　

有一阵，我的副食就是五分钱一棵的冻白菜，切碎了用盐水泡一泡，就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食堂代金券。

　　

这样就营养严重不足，体力消耗又很大，于是小病不断。尤其吃了高粱面，肚里又没有油水，每次解大便都要拉下一滩血。

　　

当然，我尽量向雪媛隐瞒着这一切，不然她会更揪心的。尽管如此，当她收到25元的汇款单时，她知道我仅仅留下7元钱，总要给我寄回5元甚至10元，并在汇款单的《附言》中写道：“你可不能再垮了身体，你可一定要吃饱肚子！”

　　　　　　　　　　　　　　　　　 二

雪媛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这时候才感到我们的严重失算之处，就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她照样还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医用大洗衣机腿上 的铁銹，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双膝跪着。这活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大夜班也得照上。因为是“监督劳动”，该干啥还得干啥，管你怀孕不怀孕！

　　

幸而在我们这个天下，有人性的人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洗衣机头道工序——摇臂钻上打眼的鹿壮孙老师傅，可怜潘雪媛。他向车间的组长说：“小潘 的肚子那么大，还让她在露天下打铁銹，会出人命的！地下都是碎三角铁，磕磕绊绊的，还得蹲下来刷漆，她蹲得下吗？如果一旦出了人命，就是两条人命啊！”

　　

“她是监督劳动的，怎么个照顾法？”组长说。

　　

“怎么不能照顾？可以到我的摇臂钻上来嘛！”

　　

这样说了好几次，组长才让潘雪媛进车间摇臂钻上干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车间铣床上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车间的宣传员，那天闲着没事干，拿着调动火车的大手闸在手上甩来甩去，一下甩脱了手，正好 打在在十几米外摇臂钻上打眼的潘雪媛的肚子上。潘雪媛当即觉得下身流“水”，连忙去了车间外的茅房。这小伙子一下傻了，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连忙站到潘雪 媛刚才站的位置上，叫别人在他原来站的地方使劲向他扔那个大手闸，试试打得有多重。雪媛从茅房回来听说他有过这种举动，又听到他当面再三陪不是，觉得这小 伙子还很有良心，就连说“没事，没事”，没有再吭声。

　　

下班后，雪媛到石驸马大街妇产科医院门诊部去作了检查。大夫说可能要早产，问她“怎么啦”？她没有实话实说，只说“累了”，怕大夫在诊断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影响这位小伙子的上进。这样，大夫只给她服了保胎药，开了一张假条：“先兆性早产，休息三天。”

休息了三天，为了不再请假扣工资，雪媛就又去上班了。

　　

这是1970年7月。

　　

7月9号中午休息，雪媛感到不舒服，老上厕所。车间的女同事包秀荣醒了，关心地问：

　　

“怎么老上茅房？是不是要生了？”

　　

“好像是！”雪媛回答。

　　

“那快，请哪位男同志弄辆平板车，拉你去医院！”

　　

“甭去麻烦人了，我自己去。”

　　

“那也好，我陪你去！”

　　

说着，包秀荣就搀着雪媛出了车间。从车间进了胡同，再走到马路对面的15路公共汽车站，有好长一段路。雪媛就觉得羊水不断地往下流。一上了15路车，包秀荣就叫车上的乘客让座。司机问：

　　

“怎么啦？”

　　

“快生孩子了！”包秀荣说。

　　

“请哪位同志快让座！”司机和售票员都大声招呼着，并沿路各站都不停车，一直开到宣武门内的油坊胡同口。

　　

“这胡同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司机说。“里面就是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院，你们自己进去吧！”

进了妇产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

　　

“羊水都出来了，早干嘛的？这样会要命的！如果脐带断了，那要出人命的，你们还来得了医院吗？！”

　　

雪媛与包秀荣只得听着。等雪媛躺进了病房，包秀荣要离开时，问雪媛还要些啥，雪媛只说请她帮忙代买两个月经带和两刀手纸，其他吃的用的什么也不要。至于为伟，雪媛已早向别的同事肖素珍等人拜托好了：一旦生孩子，请把为伟在街道托儿所全托几天。

在照料上百名产妇的护士站，只有潘雪媛的名牌上亮着红灯。因为她已向大夫说明，生第一个孩子时曾经大出血。大夫问她是哪根血管，她没法说明白，所以大夫才给她亮起了红灯，以昭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注意：对这个产妇须要特别小心！

　　

当天晚上，白班、夜班的大夫到病房交接班，走到雪媛床前时，白班大夫说：“就是这位产妇，得要特别注意！”说完，她们全都离开了病房。

　　

晚上九点多钟，雪媛觉得肚子疼得实在没法忍受，病房里又没有值班护士，她只好自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挪到隔壁房间的产床去。两位大夫一看，年长的那一位呵斥雪媛说：

　　

“都快生了，你才来！你是哑巴吗？不能喊叫一声吗？”

　　

边说边连忙让雪媛躺到产床上，一躺下就生下来了，很顺利。

　　

“唉！又是个女孩子！”那位年轻的大夫小声说。

　　

但在里外缝好后，还不断地流血，腰子盆接了三盆。年轻的大夫说：“大概差不多了，没事了。”就叫护士把雪媛推进了病房。

　　

可是血还在流着，又是一个一个的腰子盆往外接。

　　

凌晨，大夫护士又把潘雪媛推进产床手术室。她们把里外的线都拆开，仍找不到断裂的血管，大夫只得伸手进去摸，雪媛只得忍着疼不吭声。突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往下拽，疼得她小声地叫喊：“我受不了啦……”

　　

这时外面打着响雷，手术室的大灯亮着。大夫这才发现雪媛的子宫颈有陈旧裂痕，连忙进行了快速处理，再里外重新缝起，并告诫雪媛说：

　　

“你要切切牢记，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你就没命了！什么‘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那都是无知无识的话！”

确实，就算“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不是无知无识的话，此时此刻的潘雪媛拿什么来补？！第一，她没有亲人在身边跑里跑外，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第二，想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自己的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这个“补”字完全成了幻想。

　　

第二天上午，外地熟悉我的一位女同志李仙敏到石驸马大街28号小院去找潘雪媛，院里的老太太告诉她雪媛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她连忙称了两斤蛋糕赶到医院，医院看门的人说，上午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

　　

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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