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53)

‧27(上)　

从天安门广场到监狱

　　　　　　　　　　　　　　　　　 一

1962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的那份一寸多厚的《回顾》，已被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和社党委层层传阅研究过了。

　　

国庆前夕，一位负责同志代表社党委，把我召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一张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热诚地向我宣布了党组织的初步决定。其大意是：

你的这份材料写得很好。经历了重大磨难之后，你仍然一本初衷，向党说出了这几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中很多观点是可取的，这份材料很有价值。我们将把它打印出来，呈送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请他们看看这样的同志，究竟算不算“右派分子”。同时请他们看看，北大荒的农场如此对待去劳动的“右派”，究竟合适不合适……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

党已决定对你进行甄别，望你耐心等待，配合党组织把这个工作做好……

　　

对此，我深表感激。

　　

国庆游行那一天，也许党组织为表示已恢复了对我的信任，竟大大破格地让我这个毕竟在表面形式上还被戴着“右派”帽子的“专政对像”，也高举一杆大红 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接受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过去我也曾有幸在观礼台上，享受过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的喜悦。而这一次，是 自己高举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前让别人观看，也同样使我感到无比振奋、无限温暖。

　　

可惜，事隔仅仅一个月，天安门前的振奋与温暖还在沸腾着我全身的热血，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的精神传达下来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毛主席都反复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 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急转直下。

　　

新华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按照他们可贵的“党性”和“紧跟”的悟性，也彻底推翻了他们一个月前对我的音犹在耳的讲话。同一位负责人，在同一个 办公室，让我坐在同一张大沙发上，仍然代表同一个新华社党委，向我重新宣布说，我的那份曾被他们肯定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是一棵“大毒草”，是“阶级斗 争的新动向”，是“翻案风”的典型罪证。因此必须对我进行“再批判”，否则就不足以使我“脱胎换骨”，也不足以挽救在我的“影响”下也纷纷“闹翻案”的社 内外其他“右派分子”……

　　

对这，我还有什么好说？

但是现在我要说，这位向我作出如此截然不同宣布的负责同志，本是一位好同志，他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赖是虔诚的。他不相信毛主席难道相信我不成？我算老几？！

　　

因之后来我不怪责他们。我只痛恨自己老是那么“天真得可爱”，老是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老是看不透老谋深算者们的“玄妙”心机，老是只做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而没有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说，1957年的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是第一次上当，去北大荒“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第二次上当，那么这一次的再响应号召就是第三次上当了！

　　

不过我觉得不论是谁，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是说话不算数，老是拿党的信誉和命运当儿戏，任意蹂躏应给人民的民主与许诺，都远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郑重态度。还有一些人，曾经认识了真理，却又随着气候的变化硬要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也肯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

　　　　　　　　　　　　　　　　　 二

对这一次的所谓“再批判”，也许人们认为我这个人的问题“不好批”，没有再像1957年那样匆匆忙忙地披挂上阵，而相当周密地进行了准备。准 备之一，在1962年11月，不惜工本地以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名义，铅印了一本《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广为散发，以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再批判”。

　　

下面，就是这本材料最前面的“说明”：

戴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的处理，曾在黑龙江850农场劳动两年零八个月。去年（即1961年）9月分配到国部资料组工作。今年（即1962年）6月间，他以《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份约八九万字的翻案材料交给组织，不承 　　认自己是“敌视党和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他在这份材料中，继续坚持过去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并发表了许多新的攻击党的言论。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他在10月间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作为他“对于错误本身的认识，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在这份材料中，他仍然坚持“不能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为了便于领导上和有关同志研究和处理他的问题，特将这两份材料印出，并同时印出反右派时对他所作的政治结论。

　　　　

戴煌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全文很长，印出时对文中第二部分他在东北“劳动期间的表现及问题”略去（共约四万多字），只保留了文中的小标题。

　　　　　　　　　　　　　　　　　　　　　　　　　　

党委办公室

　　　　　　　　　　　　　　　　　　　　　　　　　　 1962年11月

看，“说明”中提到的这两份材料，都是党组织不止一次地动员我写的。对如此重要的背景或前提，在“说明”中都被蓄意“省略”了。这样才会给不明真相的 人们一种印象，好像都是我自己主动要写、主动要“翻案”的。各级党组织看了我的《回顾》，主动而正式地委派负责同志，郑重地向我说的那些肯定和赞扬这份 “全文很长”的材料的话，在“说明”中更蓄意“省略”不提了，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

　

谁说新华社的一些人没有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斗争”！这就是这些自诩为要与我这个“反党分子”作斗争、“忠实于”共产党人誓言的人们的“高贵纯洁”的灵魂！

准备了六个月之后，“再批判”于1963年“五一”节过后才开始举行。断断续续的大会小会，从“五一”开到“七一”才告一段落。每开几次会，都要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知送到哪儿去。

　　

不过，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 煌同志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奉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

　　　　　　　　　　　　　　　　　 三

“再批判”之后，我感到有些人不会再让我在新华社呆下去了，我得及早准备“善后”。

　　

然而，在新华社背后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改称“新文化街”）。学读二年级的青青还不懂事。她一派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的各门功课的大考、 小考或小测验，基本上都是满分，名列全班前茅。课余，她还去全国政协礼堂背后的西城区少年之家学跳芭蕾舞，动作灵巧而优美。可是潘雪媛与我，都已预感“大 难”即将临头，她决定与我立即成家。

　　

这时是1963年8月。1963年元旦前后，我的前妻来北京看青青，潘雪媛曾当面劝她与我破镜重圆，哪怕仅仅为了孩子们。只要我的前妻首肯，她，潘雪媛，“作为戴煌的一个女朋友，也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前妻问：

　　

“戴煌甄别平反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本来是要给他平反的，可是后来上面的精神变了，反而对他搞了‘再批判’。”

　　

“如果戴煌不能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我一旦被投入牢门之后，青青交给谁？

　　

潘雪媛说：“交给我！”

　　

当我向直接管理我们这些“右派”的新华社保卫处言明潘雪媛的设想时，保卫处的一个同志予以断然否定：“小潘只是你的一个女朋友，你怎么能将孩子交给她呢？”

　　

这样，潘雪媛才决心与我立即成家，以备我一旦“远走高飞”，她能够正式以继母的身份抚养青青这孩子，虽然她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24元工资，还要从中多少不等地拿出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老外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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