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51)
‧26(上)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 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 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 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 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 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 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 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 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 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 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像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钜细，均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的愤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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