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1日讯】最近，李海峰女士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正部长级）。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的极左方针，以此反对中国走工业现代化道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正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李海峰女士“献身”于大庆油田，因为“表现突出”，由工人升任大庆油田女子采油队指导员。
三十年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从他的家乡山西省调来一个平庸的地方干部－韩英，委托其组建共青团中央。不久，李海峰女士以“大庆优秀青年代表”的身份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放弃了“工业学大庆”的错误方针。作为“大庆代表”的李海峰女士，不应该继续留在政治性的职位上了。然而，她不但继续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在1986年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此后一直保持着副省级和副部级的政治性职务。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是极不彻底的，同毛泽东时代有着“血缘”，同“文化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似乎不仅要留用李海峰这类有着明显的极左背景的高级官员，而且要重用这类有着明显的极左背景的高级官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要是同海外华人、归国华侨打交道，大体属于“涉外机构”。一个“革命豪情”万丈的女采油工人，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团干部”，是主管中国侨务工作的合适人选吗？不久前，另一个没有正式大学学历的电表厂工人，一个“文化革命”期间侥幸成为外交部职员的杨洁篪，升任中国外交部长。这种政治倒退现象加深了人们对中共的政治方向和执政能力的怀疑。
这种政治倒退现象与现行中共领导层的大多数成员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有关。以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例，其九位成员有八位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步入“政工”或踏上官僚阶梯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为毛泽东时代的大学“政治辅导员”，七十年代前期成为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又从1975年起担任甘肃省建委的副处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改革开放”前担任过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的政治干事，又升任队政治处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1976年成为上海电子管三厂的党委副书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1973年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产品管理局负责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七十年代中期担任上海中华冶金厂的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七十年代前期担任湖北省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党委委员和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担任湖北省武汉市科委副主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975年成为辽宁省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的“革命经历”绝不逊色，早在1954年他就被派往共产主义东德的卡尔‧马克思（KarlMax）大学，总共在那个极度僵化的共产党国家学习和实习了八年之久，1970年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研究院漯河筹备处的室主任，后来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郑州机械研究所副所长。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如此之多的毛泽东时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们，从来没有深刻批判过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从来没有彻底反思过“文化革命”的极端主义。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时代的影子。他们重用同样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李海峰们和杨洁篪们，凸现了政治倒退倾向。
一个有趣的设想是：既然“大庆女采油工人”李海峰可以成为国务院侨办主任，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时的大寨“铁姑娘队”的队长郭凤莲，是不是有资格出任国务院的另一个“涉外机构”－港澳办公室的主任？如果“工业学大庆”的标杆“铁人王进喜”有幸还在世，是否应该安排他担任主管全国工业的副总理？
我在今年四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强调指出中共的执政能力在衰减，强烈批评中国高级官员的劣质化和低质化。实际上，不仅中共的执政能力在衰减，中共的政治方向也在倒退；中国高级官员不仅存在着劣质化和低质化，还存在着极左化和“文革”化；不但现行中共领导层的大多数成员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相当一些现任部长、省委书记、省长也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中共在“十七大”之前更换高级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加剧着劣质化、低质化、极左化、“文革”化。这或许是中共的“干部工作”的新的“四化方针”？
中共的政治倒退，正在提醒越来越多的人寻求民主变革。只有多党制才可能实现政治公平，只有政治竞争才可能提高执政能力，只有普选才可能产生合乎时代需要的政治家。
2007年5月10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