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9）

‧19（下）　 绝望

五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 不能自拔。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我们的军工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我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毒素，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我们晚，收工比我们早，干活比我们少而轻。而对抬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我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尽管我对这种早被墨子所痛斥过的“爱有差等”的做法十分恼怒，同时自己又力不胜负，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想，既然刘恩们铁定了心要我们这些人来抬饭，我如果不抬，他们也会让我们当中别的人来替我干。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我与我们社里的方约同志被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敢于反对云山畜牧场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就应该被继续留下来当他们的奴隶？新华社的领导就这样一味地盲目听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让我永无脱身辩白之日？！

　　

在这悲愤失望之余，我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

　　

“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的？！”

　

我又能怎么办？！我过去曾一度梦想过，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不会太久长，中央很快会来纠正这里的非法所为的。可是北京的来人也好，农垦局的来 人也罢，似乎都认为这里平安无事，百事顺心。回想这一切，我原有的信念似已彻底崩溃了。即便中央一旦发现了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我们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与其再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我。既然党已认为我是个“最危险的敌人”，把我交给这批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虐待，使我备受“不信之耻与犬马之辱”，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这时我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

　　　　　　　　　　　　　　　　　 六

在我们正在播种大豆的那块地边，也有几座1958年冬天挖干渠时，“左派”精英连住过的已经东倒西歪的烂草棚。一天收工时，我和几位同样行走十分艰难的好友，要求就住在这些烂草棚里，免得每天来回走两三个小时活受罪。

　　

这也被刘恩一口回绝。我对他说：

　　

“你不同意这些人都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我保证每天天一亮，当大家从小云山出工时，我就会独自下地先干活。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了点活而不高兴，反而会因为每天让我少走这许多路而心怀好感。如能让别人给我带来我的那份饭，我感激；如不让带，我就把豆种中肯定出不了芽的破豆子挑出来，用铁皮碗煮来充饥……”

　　

我这可谓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了。大凡尚存一丝人性的人，是不会拒绝的。

　　

然而刘恩不但不答应我的要求，反而和排长盛桂林一道讥讽侮骂我。我被激怒了！在收工时我坚决不走！他们就把同班的罗相成留下来伴着我走。小罗胆小，不敢违命，我不走他也不走。这使我十分为难：我可不能误了他晚上的那两小杓稀粥啊！我只好憋着满头大汗，跟着他往回走。

　　

但我走一步，疼一步，实在疼得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

　　

“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大笑三声……”

　　

小罗惊呆了。他以为我真地发疯了。他连忙上来搀住我，结结巴巴地说：

　　

“老……老戴，我们快……快走吧，回家吃……吃饭吧！不然他……他们也……也会说我……我们是‘泡……泡将’，也会扣……扣……扣我……我们的饭……饭的……”

　　

小罗这几句可怜巴巴的话，一下使我悲恸泪下！当他离开清华园，步入高等教育部机关大院的时候，他会想到日后有此厄运么？他的那位孤寡多年、只有他这个遗腹子的老母亲，还在北京一座小院里的一间背旮旯儿小屋里，魂牵梦绕着他呢。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累饿肚子。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并且还让他拽着我走，后来干脆一步一咬牙地自己走了。我想为了小罗，我也得苦撑着往回走。

　　

等我们用了比一般难友多一倍的时间崴到小云山时，大家都早已喝罢稀汤粥，倒炕睡觉了。

　　

第二天，排长盛桂林询问小罗我在路上说了些什么。小罗出于好心，向盛桂林说，“老戴快……快不行了，快……快……疯了”，意思是希望盛桂林向队部反映反映，多少照顾我一点，兔得再来“第二个赵琪’或“第二个佟霭成”。盛桂林问：“何以见得？”小罗遂把我发疯般举起双臂高呼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 望他赶快相告刘恩，是不是请医生查查我的神经功能，是不是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障碍。

　　

事后小罗把与盛桂林谈话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我，我谢了谢他，但说：“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果然，盛桂林听了小罗之说如获至宝，立即向刘恩作了汇报。刘恩随即找我去队部谈话。

　　

他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那32开日记本的“生死簿”，翻到了“戴煌”的号头。上面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共有好几页。他向我拍拍他那个大本本， 阴笑着说：“你的一切情况都在这上面——”接着就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让我核对。他每念一条，我都摇一次头。因为绝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只有很小一部分多少 有点儿影子，但也都被夸大歪曲了。

　　

“那么小罗说的这一条是不是事实？”

　　

“这一条是事实。”

　　

“那也够了！就凭这一条，也足够证明你对党的极端仇恨了！”

　　

“不！”我站起身来大声说，“我这不是仇恨党，而是仇恨身披党的外衣的一些人的官僚与专横，仇恨那些混进我们党内的毫无人性的人！”

　　

“好吧！你等着吧！！”刘恩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好像他真地就能很快把我推上断头台。

　　

等到冷静下来，我也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冲动地举起双臂发出狂喊。斯宾诺莎说得好：“由于痛苦就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当自己的希 望一个又一个地落空时，我也应该坚定沉着，应该向那些“尚情无我”的智者学习，永远保持着清醒的良知与勇气。绝望，而且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则也是某种沉沦与衰颓，决不可取。我应该相信世事万物均在变化中，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永恒不变的。虽然有些事物的变化，悄悄然地不可捉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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