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说：“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又说：“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但是，民主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制，即便争取来了，也必定是不真而伪的民主，这却不是人人明白的。即如毛泽东本人，口口声声追求民主，可是对法律，却视如空文，这种呼喊，岂非叶公好龙？1970年12月10，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笑谓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见他虽身为公务员，法律是约束不了他的。更气派的是，在制度安排上，他竟根本踢开法律，据《炎黄春秋》的披露，50多年前，他在一次会议上，竟然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基本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来还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转引自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页259）连法律都不要了，民主还有个影儿吗？（对比起来，蒋介石就要逊色得多了，虽然两个都是独裁者，但老蒋搞独裁，至少还附丽于宪法，以修宪掩人耳目、以《临时条款》扩充权力，毛公却公然赤裸行之，其蛮横程度，简直让老蒋瞠乎其后矣！）
不过，说毛泽东完全不拿法律当一回事，也不尽然。例如1964年底196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当时毛泽东“龙体欠佳”，邓小平以这是一般工作会议，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很不高兴，但隐忍未发。及至12月20日，毛刘意见分歧。在谈到四清运动矛盾的性质时，毛强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要整“共产党当权派”，刘少奇随即插话表示异议，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这一思想交锋，是毛刘关系的转捩点。七天后，毛泽东又来到会场，带了两本书，一本党章，一本是宪法，对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质问，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人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法宪法。由此可见，毫无法制观念的毛泽东本人，竟还公然指责别人违反《宪法》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呢！
更有趣的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有一篇《必须制裁反动派》，这是毛泽东1939年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讲。事实上，这篇演讲，是经过大幅度删改的。根据我搜集的民国33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卷二第97页～102页，不仅原题应是《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其中内容，也大异其趣。核对之下，可以发现，在毛泽东当年的讲演中，他曾公开表示了这些重点：
１、“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虽然不好，总还不失其为法律。法律作什么用？法律是应该保护抗日分子，打击汉奸，打击反动派。但是平江惨案，到现在法律还是置若罔闻，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死了吗？难道法律是纵容凶犯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要以人民的资格出来过问这件事。我们要求全国人民起来，大家注意保护抗日分子，反对汉奸，反对反动派，尊重法律。”
２、“我们要法律，我们要统一。我们要保护抗日将士、抗日人民的法律，我们要处罚投降分子、破坏分子与反动派的法律。我们要统一，要全国一致的统一于坚持抗战，不准投降；统一于巩固团结，不准分裂；统一于力求进步，不准倒退。投降派，分裂派，反动派，那些坏蛋，统统应该收到国法的制裁。”
３、“今天我们一致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我们要求蒋委员长，要求国民政府林主席，要执行保护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国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法律不灵，再不统一，全国人民就会继续起来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灵，统一实现，镇压坏蛋，镇压捣乱分子，镇压反动派，投降派，以后再不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上面的言论中，毛泽东一再呼吁“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要“尊重法律”、要“一定要使法律有灵”，俨然眼中有法，且无异于表态拥护蒋介石政府、奉中华民国为正朔；后来共产党取得政权，这些言论，自然不宜观瞻，故一删了之。不过，删改尽管删改，在历史的追踪下，一切遮遮掩掩，都将无所遁形。而毛泽东在法律方面给我们的形象，无疑既恶劣又粗暴，他把法律当作夺权争风的工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玩弄心态，尚复何言哉？
（2007-03-02）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