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3)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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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 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著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钜细地通达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著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
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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