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1)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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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

据说在偌走的古部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 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套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四十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台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 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十八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印象,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度其以后二十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套被淡忘……

1(上)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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