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缘：从蒋介石“反共”说起
【大纪元12月28日讯】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和宣传中，一直视蒋介石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份子，认为其为了消灭中共，“不顾民族大义，不去抗日”，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一向为中共所批判。事实上，正因为蒋介石对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才使得他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为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安宁，选择先消灭国内中共的叛乱，然后再全力以赴对待外侮。可惜，历史的安排没有让他实现这一目标，而最终使中共掌握政权，并开始祸乱中华。
关于蒋介石反共思想的形成，大概应该追溯到1923年他的苏俄之旅。当时孙中山在联俄容共后，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当年9月2日，蒋和三个助手来到了莫斯科。11月29离开了苏联，12月25日回到上海。蒋对他在苏联看到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蒋介石写道：“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还有一个原因使蒋介石失望和不满的是，在莫斯科时，他试图与苏俄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但是，只要蒋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就毫不妥协。而事实上，在苏俄的帮助下，早在1919年7月就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将所见所闻向孙中山做了汇报，但孙中山并没有听从蒋的建议，继续允许中共在国民党内发展。1924年3月14日，蒋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相信，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只有诋毁与怀疑。”他认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所以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蒋始终把反共放在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赢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从而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中共在国民党党内的发展不断壮大，许多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为中共党员担当。中共“借壳壮大”的策略初见成效。对此，蒋介石也着充分的认识。
1926年，蒋介石为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权力的扩张，于三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具体措施主要有：国民党内的另一党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和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不得担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整理党务的结果是国民党夺回了相当的权力，国民党更加集中化，并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则被迫放弃了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和书记处等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开始着力于北伐。
在苏俄和中共的反对声中，北伐军开始出征，并取得了节节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让中共惶恐不安，他们为了阻碍、破坏北伐，策划了许多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并与国民党内的亲俄亲共派利用蒋介石在外统帅的时机，在武汉发动了一场政变。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决议，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将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中共的种种恶劣行为，使从未相信其并早有反共思想的蒋介石下了“清党”的决心。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逮捕、处死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广州，国民党也展开了清洗。大批中共党员和激进份子被捕，三百多人被处死。这就是中共历史教科书中所谓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认清中共面目的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也下令分共和清党。但是，中共并没有安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合法政权，而是在苏俄授意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比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后来，中共的暴乱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相继失败。中共不得不逃亡至边远的山区，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
此时，初建中华南京民国政府的蒋介石面临着艰难的时势：内有中共的暴乱和在地方的发展势力，以及地方军阀的存在；外有苏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以及日本对中国的蠢蠢欲动。蒋介石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道理，鉴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公开提出了“安内攘外”的思想。
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1931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安内攘外”的重要前提。在国家民族面对外侮的情况下，国民党内纷争熄灭，广东叛乱也渐平，而只有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叛乱，并且势力已然扩大到豫、鄂、皖、赣、湘五省。
随着大部分中国人逐渐明白了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在1932年6月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并在18日于江西庐山召开的上列五省剿匪会议上，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家内部安定而后能御敌。由此可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主要是指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中共的卑劣由此可见。
中共历史书上所谓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五次反革命围剿”即是指国民党的五次剿共之役。
事实上，国民党的前三次对中共的围剿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次围剿始于1930年12月19日，共历时十六天。政府军失败，失败原因主要是政府军从事纯军事战争，忽略组织民众；而中共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击一点的以众击寡的战术成功；此外农村地形崎岖，利于中共的游击战术。第二次围剿始于1931年4月1日，历时六十一天。政府军失败，原因同上。第三次围剿始于1931年7月1日，历时八十二天。政府军初战胜利，后因汪精卫等据广东独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部分军队移防湘粤边境、部分军队增防华北，故自动结束战争。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一百二十一天。中共军队改守为攻，后因为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对华北构成威胁，故政府军终止此次剿共战争，调军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时中共红军已经有三十万人，控制人口五百万，毛的中央红军有八、九万人。这次围剿历时三百六十三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此次围剿，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决心毕其一役消灭中共。在此次围剿前，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总结了前四此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铁桶计划”，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国民党的策略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中共苏区面临着缺粮、缺药、缺盐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枪支弹药也很困难。在国民党第五次严密的围剿下，中共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后来被冠以“长征”的逃亡。
仅剩不到万人的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到陕北后，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决心彻底消灭中共的蒋介石，命令驻守在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剿共，并亲自来到西安督战。在中共的精心策划下，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发动了军事叛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但是具有戏剧性的是，本想杀掉蒋的中共不得不听命于苏联主子的命令，以调停者的身份来见蒋介石，通过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后，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而被中共利用的张学良晚年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西安军事叛变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毁于一旦”，其另一直接的后果是日本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开始了艰苦的抗战，而中共则偏于一隅发展壮大，并最终窃国成功，开始祸乱中华，戕害中华百姓。
内战失败后，前往台湾岛的蒋介石始终不忘反共，虽然最终有生之年未能亲见中共垮台，但其对中共危害的预见依然可以警醒世人。事实上，中共为了一己私利，在其建政后的几十年间，害死的人数至少有6000万人，而且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破坏史无前例。如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而胡作非为，都是拜中共所赐。中共不倒，中华将无宁日，百姓将无宁日。地下有知的蒋介石肯定是乐见中共走入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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