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6日讯】阅钟祖康先生““小政府”主张祸患无穷”(“开放”六月号)，里面提到很多香港的事例，以笔者前后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的体验，实在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赞同该刊同期曹长青先生引用美国学者“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的观点，在此提出笔者的看法，供远在挪威的钟祖康先生参考，也请广大读者讨论评议。
钟先生文内一开首就说：“香港和中国这两个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惊人相似之处是，都对所谓“福利社会”极其敌视，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窃以为，将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实行“一国两制”的地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长达数十年，毛泽东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穷福利社会，所有城市居民包括机关干部、工人、教师、店员等等，住房、医疗、食堂、托儿所等等全都由工作单位包了下来；农村农民在“人民公社”也曾经吃大锅饭，数十年来一直实行“工分制”，对老弱病残实行“五保”(其实名存实亡，连青壮劳力都吃不饱，所谓“五保户”能保什么？可想而知)。毛泽东巴不得将所有有限的国家资源用之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只不过中国实在太穷了，实行这种穷福利政策，收效甚微，不但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大众也怨声载道。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行不通了，邓小平才不得已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他的改革开放并不彻底，一方面试图改革过去统统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一方面又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在城市里一小撮特权阶层身上：退休高干享有特殊的福利，机关干部还享用着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普通市民就一概欠奉。
香港政府则是从人道资本主义的观念出发，实行覆盖全体市民的福利政策，包括公屋、居屋、政府医院和综合援助金、法律援助等等，政府福利机构很多，民办的福利机构相辅相成。香港市民更极富同情心，每逢慈善募捐都纷纷解囊，捐款数名列世界前茅，所有这些，怎么能说“香港和中国……都对福利社会极其敌视”呢？
当今的中国大陆，官商勾结，贪腐成风，普罗大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由于没有法治，缺乏公开公正公平的商业运作机制，高干子弟第一桶金来历不明，很多暴发户靠不正当的手段至富，所以连带对一夜暴富的民营资本家都产生了一种仇富心理，怎么能说中国“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呢？
这句话，用在香港倒是说对了，香港人普遍“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因为香港社会拥有完善的法治基础，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完全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特权。可是，由于各人智力、体力、能力和机遇不同，在自由竞争中势必不断地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两者之间在不断地转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时竞争不过人家，除了埋怨自己，还能埋怨谁？好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永远存在，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香港有句俗话：“人无三代富，莫欺少年穷”就正好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今天的巨富是经过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他们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上航行的大船舵手，每一项投资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关乎商业王国的成败。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交班给儿子后，就因为下一代缺乏经验，投资失败几乎拖垮整个集团，郑老先生复出重新掌舵，才力保不失；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投资加拿大等外国电讯、石油工业等领域，收购兼并外国公司，动辄数十亿过百亿元，如果没有正确的决策，随时都会招致失败。他们相当于商战中的总指挥，不但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劳动，供养成千上万的员工，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所以香港人都不会妒忌他们，只会尊重他们，认为他们享受富裕的生活理所当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向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相反，运用公权力削弱这种自由竞争；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税收有限地调节贫富差异，保障全体市民的基本福利。香港政府已经做到了，所以大多数香港人都“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笔者认为这是好现象，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钟先生说：“只要得到适当酬金，绝大部分人不介意一辈子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这句话就说得更差了。在香港这样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金钱作为一种回报，无疑是衡量每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大小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社会给你的回报也越多。如果像钟先生所说的“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而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未能直接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没有人会付给你“适当酬金”。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才真正实现工作无分贵贱，彼此互相尊重的理想境界，而绝不是靠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握手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只是分工不同，我们是平等的。”一句话可以实现的。
钟先生说香港经常发生“过劳死”的现象，“传媒却一味褒扬他们是为养家而牺牲的好爸爸好妈妈”、质问“何以一个有那么多百亿千亿财富的社会会有那么多人每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时也不能糊口？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走上绝路？”这话和香港现实不符。香港劳工法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任何雇主要求雇员超时工作都必须支付额外的薪金，但以笔者的经验，很多老板都亲力亲为，超时工作；雇员都自觉地加班加点，纯粹出于自愿。钟先生提到过劳死的货车司机、兼职母亲和工业意外死的地盘工，并非因为“不能糊口”。因为上面提到，香港政府已经实行全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凡是符合条件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综合援助金，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温饱，他们都不需要如此拚命。笔者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自由经济体系中，工业意外和“过劳死”现象一时难以避免，即或是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常闻“过劳死”。但是这些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制度性的缺陷，与其说他们是为生活所迫，不如说不能正确对待工作压力或者过分责任心追求完美所至。前两年香港还发生过教师自杀事件，他们的月薪高达数万元，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悲剧的发生显然更不是“不能糊口”，和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类似悲剧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大陆的“黑砖窑童工”、“矿难频发”、“卖血爱滋”等都是在民众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为求活命而发生的。香港政府其实已经通过累进税制进行“劫富济贫”了，收入和利润越多的个人和公司按照累进税阶缴税，收入越多缴税税阶越高；而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往往因收入未超免税额而游离税网之外，或者只需要按低税阶缴纳有限的税款。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公权力的天平已经无疑倾向低收入阶层，问题在于如何在确保公平竞争和“二次分配”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既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又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让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这样就可以减少和避免钟先生所提到的过劳死悲剧，把这种悲剧完全归咎于“小政府”，期望走毛泽东无所不包穷福利“大政府”的回头路，显然只会重蹈失败的覆辙。
而钟先生文内所列举的种种“小政府弊病”，很难看出是出自一种自由经济社会的思维方法，因为如果问香港人，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有如钟先生一样的想法。比如钟先生说：“小政府的第一大害处就是催生病态大家庭。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民众自然不得不长期投向朋友特别是家人亲戚之间求助。这令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关系趋于功利化，……金钱瓜葛长期互相纠缠不清的大家庭不仅往往于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训练低眉顺眼小奴才的温床。”不知钟先生有没有在香港生活过？这样形容香港社会的人际关系恐怕谬之千里！钟先生所说的“令人为了得到亲人的打救或长期照顾，而不惜放弃个人思想或性格之独立，担忧被终止援助而出卖灵魂…….而有能力接济家人的成员往往因要承担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提前衰竭。”在香港闻所未闻，或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现代香港社会小家庭的独立性人所共知，年青人无论是否已经成家，都极少依赖家庭和亲友，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公务员退休有养老金，其他老人家很多是倚靠多年的积蓄，没有能力的倚靠政府救济，甚少完全依靠子女供养。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公帑，维持一支庞大的社工队伍，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说到家庭亲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不可能如钟先生所说的“诱发在华人社会中常见的“有私无公”、“有家无国”的反社会行为”。钟先生说“国民若主要从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济，……这才是培养爱国心的健康途径。”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要视乎能否从国家得到救济？得到多少？来决定是否爱国？那么这个民族本身就已经不可救药，与其说他们爱“国”不如说他们爱钱。
钟先生说“小政府另一个缺点是，每个人不论是否善于理财，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师。首先，这会令国民因孜孜于敛财掠富气质趋于庸俗，并因而浪费大量时间荒废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这方面的理财工程最好还是尽量由政府的专业人员统理”这种说法就有点可笑了！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奉行个人主义，充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后者提倡“集体主义”，以“组织”和“集体”的名义否定个性剥夺自由。在自由社会里，每一个人因劳动所得的财富，是社会对他的回报，一方面是对他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扩大再生产，进行各项投资的工具；既肯定他的能力，又考验他的商业智慧，除了他本人，还有谁更应该成为他个人财产的主人？若果如钟先生所说的大家都把所有个人积蓄交给政府打理，这个社会还存在任何商业投资、商业活动和扩大再生产吗？还成其为商业社会吗？即使大政府如毛泽东时代也没有提出过为所有的人理财，钟先生的想像力比惯于大一统的共产党还要丰富。
笔者感到最不能接受的是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当人类自认已进化到离开了森林、不需要天天忧虑被狮子吃掉之后，人道主义就是终极真谛所在。否则，森林里的野兽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竞争的精神么？这也是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森林式经济体制现在已绝不可能出现于民主国家，只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停尸间——即独裁政体——中找到。”
笔者觉得这段话说得严重些简直是对七百万香港人的侮辱。香港之所以连续十三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是因为他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著名的“小政府、大社会”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前任财政司夏鼎基指出，“积极”仅相对于“消极”而言，关键词是“不干预”，意思是指政府尽量少插手商业运作)。是因为香港有着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二低税率，是闻名全球的自由港，进出口商品几乎全部免税，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自由流动，人员自由往来，是因为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高质素的公务员队伍。与什么“森林”、“野兽”毫不相干，须知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和垄断市场、弱肉强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香港“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确保了无数中小型企业和公司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其数目以及自雇人士的数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正因为如此，香港才能够如佛利民所说的“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把香港推上一个又一个高峰，造就经济神话。”钟先生却将其形容为“人类文明的停尸间”就实在太过分了！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对大政府和小政府有了极其高明的见解，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好的政府，人民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其次的政府，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人民畏惧他；最次，人民轻侮他。当诚信有缺损，人民对他的信任就崩溃。闲着点，少说话，当一切事情妥当了，老百姓都会说：“我们自己做到的。”)老子认为政府应该学“天道”，实行“无为而治”。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说的就是“小政府”思想。
大政府和小政府谁优谁劣，不劳钟先生长篇论证，人民群众早已用脚投了一票。不久前香港记者访问了一家新移民，一家大小八九口人挤住在一间二百余呎的房间里，记者问他们来港之前是否了解香港的生活环境？他们都说移民之前已来过探亲，家乡农村的房屋比香港大得多，但是香港劳动所得报酬比大陆多，子女教育比大陆好，医疗卫生水准也比大陆高，所以还是决定移民香港，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前景一片光明。像这样的新移民家庭很多，相反，却很少听说香港人放弃居留权移民大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大政府恐怕是世界少有的了，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政府包下来，可是却民不聊生，大量民众逃亡香港；即使是现在，如果开放移民限制，不知还有多少大陆人唾弃大政府投奔香港小政府？人民大众的选择就是最好的答案。
以上意见请教钟祖康先生，也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笔者有关福利社会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观点，请参阅拙作“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社会民主主义””和“为什么说“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谢谢。
(10/9/07纽约)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转自《民主论坛》(10月12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