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近几年中共与伊朗因能源合作而发展更为广泛且密切的关系，中国也因此成为国际间处理伊朗核子计划危机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共与伊朗的交往暧昧且不透明，知名中东专家约翰·卡拉布雷斯（John Calabrese）于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深入剖析中共与伊朗关系的文章“中国和伊朗，同床异梦的搭档”(China and Iran: Mismatched Partners)。本报特作编译摘要报导，以飨读者。
近代史演变
虽然中国与伊朗有共通之处，但还不足以成为亲密伙伴，其实在近代史上，二者从未建立真正的友谊。该报告整理二者在近代史的关系如下：
1950到1960年代－伊朗在1955年加入围堵苏联与中国的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并在次年与台湾建交，积极参与西方国家的区域性安全系统。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掩护伊朗共产党在北京的支部。虽然政治立场回异，二国在此期间并未真正交恶，中国在1951年甚且支持伊朗的能源工业国有化以及首相莫沙德（Muhammad Musaddiq）的民族主义平民论。
1960年代－中国脱离苏联，加强与亚洲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此同时，伊朗有意摆脱强国的控制，对外发展关系。
1970年代－伊朗于1971年与中国建交，二者逐渐发展共同利益，都视苏联为敌人。二国间之经济关系稳步成长，伊朗提供中国发展协助。
1980年代－中伊关系的发展受到四项因素的影响：1.中国邓小平的崛起及推动四个现代化；2.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正常化；3.伊朗革命及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4.美伊关系交恶。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重创中复苏、开放市场、宣布“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而伊朗在此期间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充满宗教狂热、倡议平民主义及中央集权的经济策略、与伊拉克进行耗弱国本的战争、并且仍然与美国为敌。在此期间中国的机会主义与伊朗的实用主义，仍有效的维持二者的关系，并且因中国贩售传统武器及弹道飞弹给伊朗，而更为稳固。
1990年代－伊朗面临急迫的经济重整需求，外汇危机严重的影响外人投资。伊朗虽力图提振经济，实施经济改革及增加石油生产，但因得不到西方国家的奥援，转而寻求东亚的商业伙伴及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急于出口产品的中国企业开始渗入中东市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因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而降至冰点。此等变化促进中国与伊朗的商业关系。
从1950年代到现在，美国在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关键的第三者角色。美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及经济制裁，直接使中国受益。鉴于美国对西方盟友的施压及此等西方国家终有一天会屈服美国压力的可能性，迫使伊朗“向东看”，寻找东方的商业及策略伙伴。美国禁止美国企业在伊朗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有机会进入伊朗市场，特别是能源部门。然而随着中伊关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深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使得中国与伊朗及美国的关系发展更为复杂，为了扩大及保护经济利益， 中国也曾因美国致力孤立伊朗之举而与美国发生冲突。
经济合作
能源合作是中伊经济关系的主轴，2006年伊朗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不仅满足中国急速增加的能源需求，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控制原油的进口成本。此外，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对拥有全球15％天然气储存量的伊朗而言，无异是强化二者能源合作的进一步动力。
除原油及液化天然气外，第三项能源合作领域是能源部门的上下游发展。为了获得长期稳定的能源，中国石油企业的营运积极地迈向国际化，争取石油生产的股份。例如中国国营石油公司（CNPC）在2000年8月取得在伊朗南方探钻十九个原油井的合约，这是伊朗在伊朗革命后第一次的工程国际标。2004年10月CNPC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签署开发亚达瓦兰油田（Yadavaran）合约，依合约规定，油田正式运转时，NIOC应每天以市场价格卖15万桶原油给中国。
对伊朗而言，其与中国进行商业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最需要的外人资本与技术方面的投资，并且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永久席次及重要力量，制衡来自美国及西方压力。伊朗确实因此等商业交易而得以在中国的技术支援下，在里海进行深度的采油作业；至于获得政治奥援的目的，虽然在短期内达成所愿，但并非长久之计。
军事合作
这几年来，中国已成为伊朗各式武器的供应者。中国在两伊战争中因提供武器给伊朗，而在伊朗的武器市场取得立足之地，并在1995年到2005年间逐渐成为伊朗的第二大传统武器供应国，仅次于俄罗斯。然而，这些都不足微道，真正对伊朗有贡献的是，中国提供伊朗传统武器制造能力的科技专业及双重用途技术。
美国向来极关注中国与伊朗间的武器合作，主要为：1.中国协助伊朗建立不对称能力（asymmetric capability），足以干扰波斯湾的运输以及破坏美国海军在此区域的作业；2.中国供应伊朗战地飞弹、巡戈飞弹及生产技术；3.中国与伊朗在核子领域方面的合作与贸易关系。
中国官员积极参与有关核子外交的活动，中国与伊朗的官员密切协商，例如， 2006年5月，在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制裁的提案送到伊朗之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立即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各齐(Abbas Araghchi)在北京商讨因应对策。
为了平衡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对核子政策的立场是，强调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权利与义务，并明确表达反对伊朗取得核武，一再呼吁伊朗履约及与IAEA合作。但是，中国也强烈支持伊朗的立场，认为伊朗身为NPT签署国应被赋予取得核子技术以及安全用途核子能源的权利。此外，中国一方面促请伊朗公布详细的核子计划，另一方面持续主张对话与协调谈判是处理此一问题的最佳方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支持在IAEA架构下处理本案，并不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本案。
然而，在过去八个月期间，中国发现自己陷入提高伊朗的反抗情绪及激发西方国家压力的进退两难漩涡。伊朗拉拢中国以制衡主要强国的目的非常明确，相反，中国在伊朗核武问题的立场，主要的考量点就显得复杂多了。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伊朗较为依赖中国，两国的贸易量相对中国而言，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小部分，而中国的对外能源投资是分散的，并未集中投资伊朗。因此，中国在谨慎权衡其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后，极有可能在最后关键放弃伊朗，以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未来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伊朗似乎低估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意涵，也可能高估中国继续支持伊朗的意愿。此外，伊朗在迷恋中国之余，似乎忘了中国的发达，与中国采取的动态经济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妥协密不可分。因此，伊朗如果继续歌颂中国为“新世纪强国”，将作茧自缚。(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