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前不久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当前土地违法反弹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形势相当严峻，目前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问题突出，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同时，土地违法中，侵犯农民利益现象严重，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比较普遍。
曾几何时，全国发出一片抑制“投资过热”的呼声。尤其是前些年大搞“开发区”圈地，低水平重复建设，滥上“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严重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直接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下降的后果。据报导，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小城市修建的马路超过百米宽；人口不足五万的城镇，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六万人；越来越多过大、过豪华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会展中心在一些城市拔地而起。两年前在建设部对此进行的清理整顿中，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中，已有3,000多个被取消，复耕农田约300平方公里。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土地违法现象再一次死灰复燃了。并且还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量大面广；（2）地方政府主导；（3）形式手段多样化。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和“形式手段多样化”这两点，更让人不可思议，更让人痛心疾首！
人们不仅要问，中央政府类似土地使用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地方政府为何置若罔闻、阳奉阴违？为何要千方百计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另一套？为什么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起码的责任意识，而且还变着法子和中央政府“捉迷藏”、对着干呢？难道中国只是中央政府的中国？
原教育部付部长张宝庆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的中国）政令往往出不了中南海。我想，这不仅反映在教育政策措施的落实上，而且已经成了全国一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人们“玩味”的政治问题。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违法用地带有发展地方经济的色彩，地方政府往往用“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来搪塞他们的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而当进一步往深处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之所以中央政府“道高”地方政府“魔更高”，之所以地方政府会不顾中央政府治国安邦的良苦用心，其实质是利益结盟下的地方主义堡垒中，存在一群苟且偷安的地方官僚！只要眼前有利可图，他们可以不惜铤而走险，歪解中央政策，抵制中央政策，甚至截留中央政策；只要眼前有利可图，他们可以不管什么国家前途，可以不管什么人民群众利益；只要眼前有利可图，他们就可以做出危害国家前途的事，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以下这些现象：有的地方通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把审批权下放给地市，使占用基本农田必须报国务院审批成了一句空话；有的地方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后，再“量身定做”竞争条件，搞虚假挂牌出让；有的地方“以租代征”，先由乡镇政府从农民手中把地租来，然后直接转租给了企业……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开发新城区”和“开发工业园区”热，各地政府纷纷“跑马圈地”、“拔苗盖楼”，有些地方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的“开发区”建设，不但劳民伤财一事无成，而且荒废了大量土地，有的甚至使大面积耕地闲置达数年之久；曾几何时，全国上下铺天盖地的大喊“城镇化”建设，恨不能一夜间就使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让全国老百姓都进城。于是原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农转非”变成了“楼堂馆所”，变成了某些主要领导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这些官僚可以从违法违规中变相的搞腐败，从而捞取不义之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官僚的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专制式的地方堡垒。任何一个得不到有效监控和约束的行政权力，都必然会产生虚妄和盲动，必然会产生专制和腐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监督和约束这种行政权力（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呢？依靠什么来整顿政令不畅的无序局面呢？我看除了依靠健全法制和政体改革，别无第三条路可走。
我们要从“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去寻找50多年来国家政令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反复不畅的原因，我们不仅要用民主、科学的发展观去反思浪费国家大量行政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甚至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政绩观念，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承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意识差异的情况下？如何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来解决上层动机和下层效果“脱节”的问题。
也许今次国土资源部通过对土地违法典型案件的严肃查处，土地违法反弹现象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能管得了一时，决不会产生长期效果！只要地方政府的官僚们有利可图，只要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制度还没有形成，地方土地违法等现象依然会卷土重来的！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