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3日讯】(亚洲时报方德豪撰文)中国云南昭通市7月发生了一次5.1级地震，力度不算太强，却造成了22人死亡108人受伤，地震后不久，有媒体指这次地震早有预报，有关地方官员也承认有其事，只是预报分析未能准确地预报具体时间，而他们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并没有把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传达下去。
新华网9月13日引述昭通市市长罗应光说：“昭通市政府确实收到过可能发生地震的趋势分析，但它有几个月的较长时间范围，要准确地预报具体时间根本不可能。”云南省地震局对于昭通市的解释“表示认同”，他们认为昭通市在这个事件中“受了委屈”。
应该指出，这次事件，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少中国地方官员水平低下。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未有能力准确预估地震时间，但对地震可能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可作出分析。在地震高危区，若地方干部接获地震分析而没有作出充份反应，则肯定已涉及渎职。
以这次昭通市地震不传达预警事件来说，从官方报道看不出地方官员在知道未来数月可能出现地震后的预防措施。例如地方官员有没有组织当地居民作地震演习，有没有提醒居民做好防震安排，例如储备一定食水和食物。必须指出，地震演习和呼吁居民储粮等安排，是地震常发区经常要做的事。若昭通政府这次事前没有做，就肯定是失职，若他们有做但在事后不晓得对外解释，则是他们危机公关处理能力差劲。这次昭通事件中，有关官员肯定犯有其中一者毛病。
在中国，每次发生地震，灾区官员每每都拿出“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未有能力准确预估地震时间”做挡箭牌，地方官员这样做，只是说明他们自己水平差。在国际社会，对付地震的重点早已转为防震建设和做好抗震安排方面，美国日本，莫不如此。是否能够未卜先知，根本不是重点。可是，在中国，迟至1986~1990年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讨好中央领导人，实效不大的“地震前兆预报方法研究”还是列为“攻坚项目”。
当然，防震工作，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举个例说，在日本，政府除了在震区的建筑条例上对防震功能提出颇高要求外，还在八十年代开始引进一套系统，让列车遇上地震时会自动刹车，现时在较中国贫穷的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已有类似装置。中国的铁路系统享受到垄断式的经营，在赚取利润之余还有国家补贴，但它有没有意愿引进这种防止地震时做成更大伤亡的自动刹车系统，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治理想？
另外，中国近年经济起飞，建筑物的防震要求也有必要相应提高，有关法律的修订，也必须提出议事日程。2005年末，建设部发现其住房公积金被挤占挪用资金为46.3亿元人民币，如果这些被挤占挪用资金有一部分用于资助贫困地区提高建筑物的防震水平，中国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区的地震死伤人数会否可以大幅减少？
减少地震伤亡，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问题，群众的自救能力和对政府的合理期望也很重要，但这一样是涉及政府的教育问题。在美国地震常发点加州三藩市，政府特别着重防震教育。其中一条重点，就是加强居民的自救能力。在美国加州的地震教育纲领里，其中一条就是说明地震后，救援人员可能最迟要数天之后才能到达，因此居民必须自备数天食水和粮食。在学校、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地震演习也是经常举行。在中国，经常出现灾区居民质问政府为何不能未卜先知，这也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地震防灾教育做得很失败。教育部门对此，应负有一定责任。
说穿了，防震问题并不单是国家地震总局和地方地震部门的事。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务院和人大，也应该参与统筹协调，规划监督。防震的成本也许不少，但肯定较灾后重建的是少，中国政府若能加大防震投入的力度，则实在是中国人民之福。(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