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54)

1943年8月30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的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特区反对蒋特和日特的斗争，这次运动的成果和新的任务。”揭露“特务””运动和整风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揭示出来了。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陈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份子。

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份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份子”和“妥协份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份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情报局局长故意不点名，但他指的是谁，大家都是清楚的。后来，往往是只要一谈话，就点周恩来、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团中在党内负次要职务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遭到责难非议。

情报局局长故意转弯抹角，(无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的人谈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举例说，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并不置一词，可他又叫每个人都明白，要不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幻想”，党和特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会听任蒋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务得安安逸逸，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团结、瓦解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武装力量的活动而逍遥法外。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份子、机会主义份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份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钩。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

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58%，以及匪伪军的90%。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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