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
陈世忠五评中国共产党的附录一：
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
（作者：张树藩1993年）
按语：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正文如下：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碴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碴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碴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上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O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中国新年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起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量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前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许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竟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组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产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的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玨、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有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2005-04-13解放日报集团网站(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陈世忠五评中国共产党的附录二：
就《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反新闻自由条款致全国人大公开信
（发起者：王东海、吕耿松、任伟仁2006年7月2日）
据新华社2006年6月25日电，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这一事件本身成了一个“突发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效应。一个国家审议一部法律草案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为何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因为这部法律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人民特别是底层百姓的生死存亡。
这里所谓突发事件，包括工业事故、自然灾害、卫生健康或社会安全事件等，立法者原来打算将这一法律称为“紧急状态法”，现改称“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一修改应该是比较实际的，我们国家也确实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法律。颁布这样一部法律，我们是赞成的，对于加大官员问责力度等条款，我们也是赞成的。但是对于该法中禁止新闻媒体发布未经批准的突发事件消息，否则将被罚款5到10万元人民币，甚至对记者和主编监禁的规定，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是违宪的。由于这一条款，使这部法律蒙受了“恶法”之耻。
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管理的常态性环境因素。例如在美国，一向注重通过立法手段，明晰政府行政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职责和权限，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目前，美国以《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和《灾难和紧急事件援助法》三部法律为核心的防灾法律法规体系的容量已超过了100部。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灾害与灾难防治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先后制定了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约227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此类法律中限制媒体的自由。相反，它们都鼓励媒体在第一时间予以报导。
我们都不会忘记2001年的南丹矿难，要不是那些把生死置于度外的记者，人们也许至今还不知道那里的惊天黑幕。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三年从矿主那里受贿三百万元，南丹县其他官员也与矿主同流合污，使这场矿难一瞒再瞒，使遇难矿工几乎成为冤鬼。正是从南丹矿难后，媒体和记者介入突发事件，使黑幕得以及时曝光，受难者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受难者的亲属及时得到抚慰。回顾一下南丹事件前：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发生煤层大爆炸，造成682人死亡。这一在中外采煤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是在过了将近40年后才披露的；1975年河南省发生造成8.5万人死亡的堤坝崩溃事故，直到1988年才在一本谈到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灾害性事故的书中提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直到本世纪初才披露真相；上世纪九十年代肆虐于河南的艾滋病疫情，2001年8月23日卫生部才予以公布。中共政权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习惯于隐瞒实事真相，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是在中国还没法律明确限制媒体介入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律限制，媒体就更加无可奈何了。自南丹矿难后，特别是从萨斯事件后，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方面有了一点值得称道的进步，但是就连这一点点可怜的进步，也将因这一恶法的产生而遭扼杀。
据美国《自由之家》对全球19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的评比，台湾前年是全球第49名，去年44名，今年是第35名，与日本并列亚洲新闻自由最好的第一名。而中国大陆是拘禁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77名。大陆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
自去年9月份以来，胡温当局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监管，使新闻自由出现了严重的倒退：2005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制；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之后，被中宣部勒令停刊；2005年12月，北京《百姓》杂志的网站在因刊登了河北鸡泽、河北邢台、河南太康等地农民维权的稿件被关闭，后来在各界呼吁下，2006年1月重新开放。6月21日，该杂志因报道江苏省江阴市政府给维权农民上脚镣及其他野蛮拆迁行为而又一次遭封杀；2006年2月21日，北京“中国工人网”、“共产党人网”、“工农兵BBS”三个左派网站，被北京市新闻办公室封杀；2006年3月9日；浙江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网”被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和通讯管理局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封杀关闭；2006年4月12日，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等等。这次，又借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之机限制新闻媒体对国内新闻的报道。1946年1月，《新华日报》有篇文章说：“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控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心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日中共当局的做法，毫不为过。
我们注意到，中国官方最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出路在民主，而不是哪个政党一党独裁。民主是出路，独裁是死路，这已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民主的前提是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这是全世界的通识。我们不会忘记，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而导致这场饥馑的政策却延续了六年之久。毛泽东1961年9月29日写信给全体政治局委员，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为什么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那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人敢戳穿皇帝的新衣。“糊涂”导致3000多万人饿死，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中国的弱势群体不再遭受由官僚和奸商结成的利益集团的谋杀，我们郑重地向全国人大上书，敦请人大常委会停止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限制新闻自由的条款。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