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近五十七年以来，一个重大贡献是它有本事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人人都撒谎的国家。是中国人有爱好撒谎的习惯吗？当然不是。一小部分人是故意撒谎，林彪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就是他在中共中央高层盘踞数十年的经验总结，很有代表性。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说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严酷的事实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凡是说真话的，必然遭殃；凡是说假话的，往往得到提拔，步步高升。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琼和吴遥的强烈对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其中，新闻工作者高举的横幅就是“不要逼我们说假话”。是谁在逼新闻工作者说假话呢？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而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宣部是万恶之源，是毛泽东所说的“阎王殿”！它设立的所谓审读小组、网络警察等等无孔不入地监视着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要求报刊和网站“自觉”或“自律”。动不动就命令媒体封锁消息，颁发“七不准”、“八不准”、“二十二不准”甚至“三十二不准”等等清规戒律、非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动不动就亮起“上方宝剑”，拿不合他心意的编辑、记者和整个报刊开刀，直到彻底封杀：改组编辑部，封闭报社，甚至借机报复，找个借口将编辑、记者判刑。这种现象不胜枚举，丑恶之至。总之，思想战线上的什么坏事都是他们干的，而他们这种明目张胆的违犯宪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卑鄙行径却从来没有得到清算过。因为，正如中共的其他组织一样，“干好事”有名有姓，大吹大擂，有坏事总是“埋名隐姓”，躲在暗处，施放冷箭，只有空洞的集体名词，找不到具体的人可以追究其责任。而其思想根源则在于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骨子里是受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支配。而从本质上说，是由于它手里没有真理，害怕人民知道事实真相，只好靠撒谎过日子，逼迫下属跟在它屁股后面撒谎。
大家回忆一下，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反右运动、反右倾、大跃进、反修、六四、法轮功等等问题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哪一次不是充当了造谣惑众、颠倒黑白的卑鄙角色？人民日报刊登亩产十六万斤粮食照片的历史性“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全中国人民心头。正因为从来没有认真地追究过人民日报造谣、传谣的责任，所以时隔四十年，恶习依然不改，又出现了故意把五座粮库的粮食集中到一座粮库，欺骗前来黄河边视察工作的朱熔基总理的丑闻。又如，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案，明明是校方强迫小学生生产炮仗，造成严重爆炸的后果，可是媒体偏偏把事情说成是一个工作人员由于离婚，精神错乱而引爆学校，而当时的总理朱熔基竟然连脑子也不动，就跟着传播谣言和谎言。近年来发生的萨斯病、爱滋病、矿难、非法拆迁、群众上访等等，媒体无一不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虚假报道的。总之，和整个党风不正一样，新闻媒体也是亦步亦趋地紧跟上面的精神：尽可能地报喜不报忧。凡是成绩，尽量夸大，吹牛皮不脸红，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喊的震天响。为什么？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嘛！凡是缺点、事故、减产、丑闻等等，总是能瞒则瞒，实在瞒不过去了，就尽量把数字缩小，而且总是放在报刊上最不起眼的位置，恨不得让所有的读者都疏忽大意，不去注意它。
一说形势，永远是大好，连说小好都不行。一提起粮食生产，有谁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国粮食减产的？唯一的例外恐怕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也是因为政治需要：由于纯粹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不得不替党中央的严重失误寻找替罪羊，故意把饿殍遍地的责任推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严重减产的头上。就连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到达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可是报纸电台等党的喉舌还是成天在那里高唱“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等等赞美诗哩。在所谓红色恐怖气氛的高压下，人人必须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否则就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用这种方法把人民群众长期禁锢在恐惧之中。这种卑劣的做法连陈毅元帅都看不下去。他说：“天天喊形势大好，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形势不好的时候似的”。可是，这种话也只有像陈毅那样级别的高干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来，换个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层干部，谁要是敢说同样的话，非被打成“乱说乱动”的反革命份子，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媒体在中共中央的操纵和控制下，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误导和欺骗全国各族人民，习以为常地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对共产党和领导人歌功颂德，赞不绝口；对一切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消息”，一概掩盖事实真相，残酷而无耻地剥夺了广大人民的知情权。由于长期以来进行全国性的歪曲事实的报导，其最大的恶劣后果是失信于民。这就难怪中共中央的喉舌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人们有理由不是问：中国大陆的媒体在哪些问题上撒了谎；而是问：还有哪些问题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撒谎？人民群众经常说：“新华社的消息，那怎么能信呢？”
在党员干部中间，经常灌输这样一种说法，说是不要忘记，你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记者等等。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媒体的编记人员“自律”。什么是自律呢？就是：凡是被认为可能是不利于党的形象的一律不报导或少报导。为此目的，不惜隐瞒事实，不惜歪曲真相，不惜颠倒黑白。“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和党的形象相比，新闻报导的真实性始终是第二位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变成了说谎成性，造就了双重人格，绝大多数人在公开场合不敢说真话。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讲真话呢？“当面不讲背后讲”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的党的纪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说白了，不打自招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从而逼迫党员干部和广大编记人员为了党的利益说违心话，瞪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中国人的虚伪表现在方方面面。大家记得，在毛泽东年代盛行让球的风气。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下，中国乒乓球队经常根据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故意让对方赢球，据说这样有利于增进友谊，或者让某个球员故意输给另一个打得不如他好的球员，为的是确保某一个奖杯永远留在中国。总之是有组织的弄虚作假，完全违背了体育竞赛的道德宗旨。可是，如果遇到个别勇敢者拒不服从这种无理要求的话，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无穷无尽的小鞋够你穿一辈子的。著名乒乓球选手何智丽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大家也记得，1972年尼克松访华游长城期间，居然发现有小女孩在那里跳橡皮筋。明眼人一眼就看穿这是安排好的，因为它有悖于常理。可是，有关当局偏偏会如此安排。当然，这毕竟是一件无伤大雅的“耍小聪明”而已。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共中央的思想方法是大成问题的。无数事实证明，自以为聪明，把世人当作傻瓜的人倒是掩耳盗铃的天下第一蠢货！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真理：凡是谎言，就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总会破绽百出，贻笑大方。这些最愚蠢的“高贵者”们永远不会懂得：人的智商相差毕竟有限，更何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自以为高明，总想愚弄别人，欺骗别人，把人民当傻子，久而久之，总会有被拆穿的那一天，结果是真相大白，丑态毕露，机关算尽的结果只能是失信于民。因此，这种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号的真傻子！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定义混乱的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就拿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来说吧。从出动坦克和机枪屠杀市民和学生那一刻起，这个政权就已经不再代表人民了，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堕落成为与人民为敌、屠杀人民的反动政权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而对于一个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的政权来说，唯一的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撒谎、耍无赖；不但自己撒谎，还要残酷镇压敢于说真话的人。
为了证明它的统治仍然合法，怎么办？只有动用他手中掌握的全部舆论工具，搞“铺天盖地”，“以数量对质量”，挖空心思地编造谎言，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千方百计地把事情说成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向解放军挑衅，杀解放军，烧军车等等。大家回忆一下，袁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所说的话。他先是说死亡人数约三百多。其中解放军和老百姓（包括歹徒）大约各一半。第二次他改口说，解放军死亡人数约几十人，换句话说，承认了老百姓（包括歹徒）死亡人数超过二百人。可是，后来有热心肠的人铸造了“共和国卫士”的雕像。找来找去只找到了十五个。可见，即使按照官方统计，老百姓（包括歹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三百人！而且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我的一个亲属对我说，光是在她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死亡人数就超过二百！而接待伤员的医院至少有44家！
那么，解放军怎么死的呢？这个数字是否有水分呢？我听说，其中有一个解放军并没有死，他眼看着人民群众的愤怒浪潮，又不愿向老百姓开枪，只好偷偷跑回家，顶多属于“临阵脱逃”。这件事尚有待知情人证实。另一件事是在立交桥上被活活烧死的解放军。这件事曾被当局抄得火热，为的是证明“歹徒们”的凶残，似乎也真的起到了激起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义愤的效果。但是，我听到一位熟人是这样介绍此事的。当时，桥上挤满了人，人山人海把几个解放军包围了起来。而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几位良言劝阻他的妇女。这理所当然地激起在场群众的巨大义愤。他们将几个解放军团团围住。这时候，几个解放军眼看无法脱身，何况那个杀人凶手也太不像话了，所以他们当机立断，按军法处置，将他当场处决。老百姓拍手称快，当然也就放过了其他那几位解放军，同时就七手八脚地把那个杀人凶手的尸体吊在桥上，加以焚烧。这就合情合理了。否则就根本无法解释北京老百姓对解放军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这件事并非我亲眼所见，因此有待于知情人证实或否定。可是无论如何，类似这样的事实真相人民日报是永远不会报道的。又如，有目击者亲眼看见一辆坦克至少故意辗死五人、伤十一人的事情，而且它还故意来回来去地辗死伤者，人民日报也是照例不会报导的。再如，解放军在屠杀中甚至使用了毒气和开花子弹，人民日报更是永远不会报导的。如果不是军医蒋彦永这位老中共党员受良心的驱使，给中共中央写信的话，中共中央百分之百地肯定会矢口否认，并且会指使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立即“辟谣”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哪能这么干呢？我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呢？你们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还不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诬蔑？怎么敌人一造谣你们就信以为真呢？
最近，我听到高文谦同志讲述他亲眼看到的一起故意杀人罪行是这样发生的。六月四日晨，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老百姓连零星的反抗均已结束。高文谦等人从欧美同学会走出来，这时候一辆军车缓缓驶过大街。其中一个士兵故意往车下扔了一只类似烟幕弹的东西，使大家连眼睛也睁不开，解放军却哈哈大笑！。群众中有人就骂了一句“法西斯”。可是，车上的士兵竟往人群扫了一梭子子弹，车子开走后，四个青年横尸街头。像这样的事情，人民日报更是从来不会报导的。
中国当局故意大大缩小死亡数字，至于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政府不但不给予任何抚恤或救助，反而扣发国内外给他们的捐款。像这样的事情，人民日报更是从来不会报导的。
从袁木的指鹿为马到秋后算账，从大肆追捕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到江泽民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说北京大学女学生被送到四川劳改期间连续三次遭到强奸的严重事件是她“罪有应得”，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念的极端阴暗和卑劣。最有趣的是，下午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实况时，大家都听到了江泽民的这番厥词，而到了晚上全国新闻联播时，播发江泽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就删掉了这段话。由此可见，他们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这种丑恶的思想和如此无耻的言论是多么见不得人！
严酷的现实证明：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提出的口号和要求，直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应该强调的是，连邓小平都承认，学生运动的口号中没有一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学生甚至高举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横幅，甚至把三名污染毛泽东肖像的湖南青年扭送公安部门。可是就连这样的百分之百的和平诉求也还是逃脱不了中共中央的血腥镇压！正因为中共中央拒绝了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反腐败、反特权、要民主等完全正确的要求，用暴力把学生的和平请愿残酷地镇压下去，所以正像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其严重后果就是保护了既得利益阶级的特权，使得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比17年前更加严峻百倍，达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和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们之所以不肯认错，决不是他们不知错，而是不敢认错，因为他们害怕得不到人民的原谅，害怕太上皇江泽民十三年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唯怯懦者最残忍。他们以自己的死不悔改的实际行动一再证明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既怯懦又残忍、而且顽固透顶的反动政权。
中共中央一贯标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可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啊!大家可能记得，列宁曾经说过：“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大家可能还记得，列宁的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当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仅就应该不应该撒谎、仅就应该不应该让人民群众知道真相这一点而言，你们也只不过是马克思、列宁的不肖子孙，你们的执政能力、思想水平和道德品质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及格”以下而已，而已！
再说说“法轮功”，江泽民一口咬定法轮功是“邪教”。为此目的，不惜罗织罪名，散布谎言，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这与当年的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以及文革期间揪斗走资派时那种人为地制造“敌人”、再把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敌人“妖魔化”，从而造成“群情愤愤然”的局面何其相似乃尔。最近<江泽民文选>的问世给予人们极大的启示：原来，江泽民的话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真个是“一句顶一万句”啊！他不打自招地供认：其实法轮功根本不是什么“邪教”,只不过是江泽民一个人的恐惧和幻觉罢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丑类，硬要把个人意志强加给全党，而那么多党政要员居然在团结稳定的大道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屈从于独夫的淫威，把好端端的一个炼功组织硬是打成所谓“邪教”，导致了千万人头落地的悲剧，继六四之后再一次制造了天怒人怨的局面！
而为了使“法轮功是邪教”这一谎言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中共中央甚至不惜制造震惊中外的所谓“法轮功信徒天安门广场自焚案”！可是，它的破绽百出，结果适得其反，为无数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识破，被诸多国际权威机构公开确定为“弥天大谎”！通过制造天安门广场自焚案，向法轮功栽赃的丑恶行径和德国法西斯搞的国会纵火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六四惨案以后袁木的无耻谎言。再加上这以后发生的隐瞒萨斯真相、掩盖爱滋病真实情况等等愚弄老百姓的卑鄙行径。这一切使人沉痛地感受到，中共中央不愧为戈培尔的信徒，他们奉行的正是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实”。这就使得制造谎言的中共中央再一次输得个精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人现脸，为全世界人民所不齿！久而久之有谁还能分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哪句话才是真话？这也使得广大人民再次认真思考，中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拚命反对一个再三宣布对政治和政权不感兴趣的法轮功呢？答案原来是：中共中央一贯撒谎、一贯虚伪，因此它容不得在它的统治的国土上居然能够出现一个真心实意奉行“真、善、忍”的修炼团体！
但是，经历过反右、反右倾、文革、六四等等、等等谎言教训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再上当受骗的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它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大陆当权者们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他们自作聪明，把人民当作阿斗，结果恰好是一再当场出丑，一再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愚蠢，使自己失去国内外的信任。结果是本来已经不高的威信更加扫地，今后说话没有人相信，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中共中央的另一种屡试不爽的看家本事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党，把一切错误归于下面，却又自称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连由于故意隐瞒疫情而使萨斯疾病像瘟疫那样蔓延到世界几十个国家，造成无数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死亡这样的大坏事，也被媒体包装成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战胜瘟疫的消息，用以鼓舞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至于说假话的高官如孟学农和张文康呢？先是撤消他们的职务，给人民以错觉，以为中共中央今后可是要“动真格的”了。然而，时隔不久，他们就获得了新的任命，仅仅是异地做官而已，而江泽民还示威似的邀请张文康参加家宴，并且故意将此事披露给媒体。通过这件事，究竟想向老百姓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了所谓的党和国家利益而撒谎是不会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惩罚的。所以今后遇到类似的事情还可以照此办理！不需要你个人负责的。同样的道理，造谣、传谣的媒体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中央媒体公开道歉过。因为，这些媒体本来就是中共中央统治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一系列的造假，这种“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党中央”的局面完全是党中央一手造成的。既然中共中央如此酷爱撒谎，既然它本身就是个篡改历史的能手，又怎么可能要求它严密控制下的媒体不撒谎呢？又怎么可能期待在这样一种体制下面还能出现董狐直笔式的美谈呢？他们既然身为中共中央的喉舌，就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盛世，掩盖矿工苦难，强行拆迁、下岗工人、没有劳保、精神病院、爱滋病、希望工程的丑闻、对宗教人士的镇压等等，起着麻痹人民、愚弄人民的帮凶作用。这不仅仅是“上有好者，下必盛焉”的问题，而是在党中央的亲自领导、指示、命令下这样做的。
近年来，以李金华为首的审计总署揪出了不少贪污腐化份子，的确是大快人心。审计总署，还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广大干部在反腐败方面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部分地起到了平息民愤民怨的作用。但是，面对整体腐败的大厦将倾的局面，仅仅靠审计总署的干部，每年查它个百分之十左右的中直单位，岂不等于杯水车薪？
“硕鼠”们在行贿和销赃洗钱方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以出国考察的名义拉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下水、假借赌博的名义故意输钱给领导干部、向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其他亲属提供出国留学或考察的经费等等，等等，都是审计干部难以调查彻底的高招。再说，有几个腐败分子像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那样把贪污所得的现金放在家里的花瓶里面和地毯下面的或者办公室的抽屉里的？其实，朱胜文也不是那么愚蠢，被捕后他哀叹说可惜他没有成年的子女（孩子太小），否则满可以把钱转移到子女开的商店或公司里去。君不见大大小小的贪官们纷纷让自己的直系亲属出国定居，购买豪华住宅，为自己留后路。而他们自己怀里揣着护照，一旦有风吹草动，可以立即溜之大吉，到国外的避风港去享乐后半生去。至于留在大陆的官员呢？贪污和挪用公款达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硕鼠们，只要不是当权者的政治对手的，有几个被枪毙了？又有多少被判刑后不久就获得“保外就医”的？更不用说江泽民的一句话“该保的保”，保住了多少贪官的乌纱帽！
请问,以李金华为首的审计总署的清官们什么时候才敢去查查贾庆林、黄菊之流的经济问题呢？这些青天大老爷有权利、有资格、有胆量去查江绵恒、李小勇和他们的老子的问题吗？这让人立即联想起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轰轰烈烈和虎头蛇尾。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据说，朱胜文被捕后他的妻子曾经大闹市委和市政府。她指着那些领导干部的鼻子问道：“我们家胜文是最清廉的。你们中间哪一个不比胜文更腐败？”可是，为什么偏偏朱胜文被揪了出来呢？因为第一，他毕竟是贪污了。第二，他没有过硬的后台保他。在派系斗争中他被其政治对手岳玉泉所打倒。这又使人想到文革期间的一件趣闻。省长李范五作为走资派被打倒。统治者组织了一个展览会，把李范五的住宅作为他腐化堕落的见证，就像后来的远华案的红楼那样，供大家观赏。其中，就连李范五的女儿有三十多双鞋子也算是李范五腐化堕落的证据，造成一种群情愤然的效果。可是曾几何时，新省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也被打倒了，人们发现，潘复生的住宅比李范五更豪华，潘复生的生活比李范五更腐化。所以，共产党打倒一个人决不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坏，而是这个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或者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才把他抛出去，证明党的“大公无私”！至于后来朱胜文就在即将获得保外就医、到医院进行体检时居然会从厕所的窗户跳楼“自杀”，更加使人懂得中共官场的黑暗和残忍！(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