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2日讯】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否失败？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10.9％，比上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增长11.3％，创12年来新高，投资增长29.8％，贸易总额近8,000亿元，贸易顺差61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1,222亿美元。(如果下半年中国经济不出现显着萧条迹象，那么温家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年增长8%的目标很可能成为水月镜花。国际贸易顺差快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呈现加速趋势。而这一切恰恰是发生在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无疑显示了中国当前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失败。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断言经济调控失败为时尚早，其效果在中长期逐步显现也未可知。殊不知当年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就已经有过一句反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名言：“从长期看，人都是会死的。”言下之意，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就在于其短期内的效果，如果三个月到半年，或者最长不超过一年时间，经济政策没有发挥应有效果，那么只能认为该政策已经失败。而中国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宏观经济调控已近两年，其成效却如抱薪救火，适得其反。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去年同期，中央联合七部委祭出“组合重拳”整治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市，其结果是，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房价仍然稳步上升；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北京，今年第一季度的房价飙升近20%。中南海的“雷霆手段”刚出新华门就已经成为“和风细雨”了。这似乎是在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宣告：中国的经济已经告别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步入了“越调越旺、越控越乱”的新时代。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缺乏并非近日才有的现象。1993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其后历时近3年的经济调控终于于1996年实现“着陆”。虽然此后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但至少说明，尽管结果不甚令人满意，90年代中前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现了预定方向上的目标。但此后为了应对自1997年开始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现象，中央政府连连出招，存款实际利率甚至下调至负数，但存款余额依然居高不下，大众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至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重新出现高增长，但增长来源主要为加入世贸之后的出口顺差激增及大规模的投资拉动，而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引发新一轮通缩的危险至今仍潜藏在炙手可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背后。中央政府反通货紧缩的无力，已经反映出中国经济对于宏观调控产生了“抗药性”。时至今日，在新一轮给经济降温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与政策预期方向背道而驰。这无疑昭示了，中国经济不仅对宏观调控产生了“抗药性”，而且更进一步，产生了与调控目标相反的“负作用”。
这是一个让经济学者们哭笑不得的结果。从中央调控的手段上看，既有从经典理论中推演出来的经济手段：调整银行利率及货币投放量水平，严格控制信贷规模等等；也有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行政手段：从国务院到各部委，各种政策文件连连下发，严格控制大中型建设项目的上马。但所有的措施似乎都失去了在其他地方或者在历史上发挥过的效能，扬汤止沸，转而火上浇油。
经济过热来源，建筑与房地产业、能源产业、原材料产业、出口相关产业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加。面对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只能感到困惑：投资的资本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为何各种货币手段无法发挥抑制投资增长的效能？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需要经过国家审批，为何严格控制下的项目审批政策却导致了更多新项目的开工？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运作方式？
经济手段的失效，表明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运作的缺陷：政府对于市场运作的强干预和职能错位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使中国经济表现出特有的非驴非马式的“官办市场经济”。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程度较之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大大降低，但其干预的效能却丝毫不能低估。经济运行中的关键要素都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自然资源、能源、土地等等要素，政府对其有全面的控制权；资本的获取，无论是通过银行贷款还是资本市场融资，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参与的印记；劳动力，中共当局出于政治考虑而禁止独立工会的存在，使得劳动无法通过集体谈判的形式与资本分庭抗礼，因此很难获取劳动生产率中的适当比重作为劳动报酬。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暧昧态度，更使得1亿2千多万农民工不得不日复一日的生存在劳动权利保障的真空中，充当最廉价的要素投入，为风光无限、炙手可热的经济增长付出血汗。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资本只要能够获得与权力的共谋，剩下的事情就是坐地收钱了：首先，通过权力，可以获取低廉的自然资源、能源和土地；其次，劳动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没法不是廉价的；另外，只要有权力的斡旋和保驾护航，获得项目批准、银行贷款和市场融资也非难事。低廉的成本造就了资本的高利润回报，区区一两个百分点的利率上调对其利润而言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能够与权力达成共谋的，只能是强势资本。所谓的收缩信贷、市场准入的限制等苦果也只能被那些无法取得与权力共谋的“边缘资本”所独享。如果强势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得以免受宏观调控的影响，那么调控的最终失效也就不难预料了。
而资本与权力的共谋，在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无疑是一件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堂而皇之地说，可以获得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政绩所在；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增加更只是个公开的秘密而已。所以只要是一个稍具经济理性的人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在此毋庸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纵观经济过热来源，每每是国家控制程度最深的行业部门，这些部门也只有强势资本才能进入，调控对其难以发挥预想的效能。而对那些“只能”按照市场规律经营的“边缘资本”（如中小型企业）而言，则无力抵御调控的重拳。贷款和市场准入难度的增加只能进一步提高这些企业的“高死亡率”，而降低他们原本具有的“高出生率”。而正是这些苦心经营的“边缘资本”，才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才真正决定着市场运行的健康程度。宏观调控，很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压制市场的内在活力，鼓励进一步的投机行为。这个后果的危险程度不可小觑。
如果说市场的缺陷只能说明经济对宏观调控产生了“抗药性”的话，那么解释“负作用”的产生，还需进一步分析经济之外的领域——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宏观经济调控的“负作用”就是地方对中央政令或明或暗的反抗的后果。
市场经济的改革使经济运行的自由程度显着提高，同时也削弱了中央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但摆脱了中央直接经济控制的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政策指导下，尽管动员资源、干预经济的范围有所收缩、手段也多转为间接，但绝对能力却是更加独立且不断增强。在此格局下，局部利益相对于整体利益的位置上升，中央权威的下降不可避免，并不断受到地方利益的挑战。
当中央政令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而遭遇阻力时，中央通常可以以个人政治前途为价，购买地方大员的忠诚。这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前期屡试不爽的法宝之一，如今却也不太灵验了。问题就在于，地方官员忠诚于上司获取升迁的单一激励方式已经被更多元的利益驱动所取代。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近三十年间，不仅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官员获得升迁的政治资本，而且地方政府无论是集团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已经与当地资本之间形成了刚性利益纽带。所以，虽然地方官员在经济调控中的表现也能为自身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本，但调控一旦伤害利益共同体中某一方的利益，整个共同体便会产生强烈反弹。
面对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高层由一铁腕人物控制大局，通过自身的绝对权威使封疆大吏畏服。那么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一致尚存希望。但自邓小平西去之后，中国已然告别强人政治时代。在“常人政治”的格局下，最高统治者只能在各方力量的较量与妥协的夹缝中艰难经营。如今中共的最高统治层，派系之争洞若观火。对应高层权力的划分，地方权力也各有所属。对立阵营中的封疆大吏非胡温亲信嫡系，只要胡温继续主政，政治前景已不乐观。因此即便他们配合中央进行经济调控，非但不能为个人争取到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且在原来阵营中也难立足。所以对于这些诸侯而言，阳奉阴违、暗地掣肘成了最佳选择。此招可收一石二鸟之效，经济上使集团和个人获利，政治上打击对手。由此观之，原来行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诸侯的激励机制也因新的政治格局而效力大大缩水。令胡温政权尴尬的事实是，几个中国主要经济大省的诸侯与自己都是离心离德，指挥不灵。在这种“半身不遂、高位截瘫”的局面下，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中央政府只怕也只能慨叹力不从心了。
由此，宏观经济调控“反作用”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经济过热的部门，通常在一定时期内恰恰是资本回报率最高的部门，各种资源迅速向这些热点汇集。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出台，增加了进入这些市场的门槛。在中国“官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势资本借助与权力达成的共谋，通过行政手段排挤对手、抑制竞争、形成垄断，并借机加大投入，以期制造更大的泡沫从中牟利。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激励不畅、制约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阳奉阴违，暗地凭借手中行政权力，瞒天过海（例如把本需中央审批的大项目化整为零，把项目审批权留在地方，以便顺利上马等等），协助利益共同体中的强势资本动员资源、制造垄断，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为集团和个人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如此格局之下，宏观经济调控抑制了有效的市场竞争，地方权力逆中央旨意而行，与强势资本联手制造更大的经济泡沫。经济调控焉有不“越调越热、越控越乱”之理。若如一些学者所期望，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那样经济自然回到政府控制之下。我们且不用争论市场、计划孰优孰劣。但就目前中央政府的能力而言，宏观调控尚不能有效推行，遑论整个经济的全面逆向转轨。恐怕即便邓大人再世，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
就目前情况而言，宏观经济调非但不能解决投机与过热，反而会扼杀市场的真正活力——公平竞争，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产生长远的负面效果。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过热且调控失效的状况，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长期不兼容造成的积累性矛盾。摆在中共高层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从短期看，宏观调控要取得成效，必须完成政治权力的整合。这就只能寄希望于胡温在十七大人事布局上，施展雷霆手段，迅速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但是，这种转变非但不能治本，治标的效果也是短暂的：如果“人治”的政治框架因此而进一步强化、各级政治权力博弈的规则依旧，那么类似今天的情况在今后只会不断出现且长期持续，那么中国经济将在一轮又一轮的“低迷—过热—低迷”的怪圈中逐步走向崩溃。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从长期看，唯有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启动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法制和民主的框架下，重新确定政府职能，划分行政职能，才能期待市场的良性运作，并使中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
（此文简本已在《动向》杂志2006年8月号发表，此处发表的是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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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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