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在我看来，西方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世界大战。事实上，直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威胁，西方国家一般都是把共产主义的危害与威胁置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正是二战的爆发，才改变了西方对法西斯的态度。西方社会是法西斯对外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对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肤之痛，刻骨铭心，而对共产主义的暴行则隔岸观火，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罪行的“遗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响有关。西方社会有一批左派人物，由于对所在社会不满，出于“生活在别处”的心理，总希望能在其他社会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因此容易对共产国家产生一厢情愿的幻想。共产主义一向以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自居，也容易赢得左派的认同。
这就涉及到共产主义本身的魅力问题了。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理论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的献身对像?
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共产”，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人间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许多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本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左派们从迷梦中唤醒，但没过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近几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某种小小的回潮。这也难怪，因为“希望”是超事实的。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弃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幻想，是因为他们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会的现实，不甘心放弃彻底改造现存的西方社会和创造乌托邦完美社会的理想。如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明天，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倒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天，因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历史的终结”；我们已经没有了明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复——这岂不是太令人扫兴了吗?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在今天，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群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有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于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原载：《新海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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