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跃：三位民间人物维权的经历
【大纪元7月3日讯】虽然民间维权活动的主旨仅限于”要吃饭、要生存”，但在目前中国高压专制的环境下，”为民请民”的民间领袖们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抗争精神。
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报导了多起底层民众上访请愿要求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活动，在关注这些维权活动时，我也接触到了这些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虽然这些民间维权活动的主旨仅限于”要吃饭、要生存”，还没有政治上的诉求，但在目前中国仍坚持高压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在执政当局仍把任何民间行动看成是对政府的不敬，看成是在闹事的情况下，这些站出来”为民请民”的民间领袖们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抗争精神，记录他们的行动，表达对他们的敬意，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千名民办教师的维权代表王老师
2005年底和 2006年初，我连续三次报导了湖北省随州市民办教师上访维权的消息。他们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按国家的相关政策，在 2000年以前应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其中已经取得民办教师任用证的合格民师应转为公办教师，湖北省为此 96、 97、98 三年每年给随州市下达了500名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指标，但当时的随州市竟以随州这三年发生自然灾害造成财政困难为由没转一名民办教师，而是仅仅给了极微薄的一点辞退费将这一千多名合格民师全部辞退回家。
由于上述原因，随州市的民办教师多年来一直都在上访请愿，在原来的民师维权代表被政府拘禁后，一名姓王的民师勇敢地站了出来，使沉寂一年多的民师维权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王老师是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的一名民办教师， 2003年被辞退后，他在随州城区租了很小一间房子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2005年底，在民办教师们刚刚结束在政府门前一次上访后，我在另一位民师代表的带领下来到了王老师的这间小屋，第一次见到了他。王老师话不多，在我解释清楚了来意后，他迅速打消了顾虑，向我介绍了许多随州民办教师的情况。当时王老师那儿有许多有关民办教师的档、资料，介绍完情况后，他主动骑着一个自行车到外面把这些档、资料给我复印了一份，加起来厚厚一撂，我给他钱时，他坚持不要。结合这次民办教师的上访活动和王老师提供的档、资料， 2005年 12月25日，我向外发布了随州民办教师上访维权的消息。消息发出后，有海外记者表示要作进一步的采访，我把王老师和另一位民师代表的电话号码给了记者，结果另一位民师代表一听是海外记者，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采访。王老师和这位老师相反，他很爽快地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事后还向我通报了有关情况。
在 2005年12 月25 日报导随州市民办教师政府门前上访的消息不久，随州的民师们又有了新的活动，我和教师们商定再为他们报导一次，当我正准备写新闻稿时，王老师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刚刚随州市公安局的几个人找到了他，威胁他说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违法，并说刘飞跃是个危险分子，省公安厅早就对你们监控了，这次是省公安厅让找的。听到这里，我想王老师肯定会埋怨我给他带来了麻烦，不会再让我报导他们最近的这次活动了，但他在电话最后对我说：”最近的这个消息发不发出去，你看着办”。后来，王老师还向我详细地说明了国安人员找他的经过，先是两名国安人员找到了他家，对他说了上面那些话，后又要求他到教育局去谈谈，说不去就要采取措施了。王老师说”去就去，我又没做犯法的事”。到教育局后，国安及教育局干部轮番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但王老师不为所动，事后，教育局还管了他一顿饭。
2006年中国新年前夕，民办教师们又聚在一起开会，这次王老师打电话把我叫了去。在这个会上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希望能得到更多民办教师代表的电话号码，其目的主要是想以后有机会就随州民师的情况作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另外也方便媒体采访。我当时提出这个要求后，大部分人面面相觑，”王顾左右而言它”，有的说：” 我的电话是座机，不容易找到我”，有的说：”我们那里是山区，手机信号不好”，总之都不愿意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二是我希望能为现场的老师们照张相，这样以后报导他们时用得着。看到我拿出了照相机，有一位住在城区的民师代表忙站起身说：”我的孙子要放学了，他爸爸妈妈今天都有事，我得去接他”，说着转身往外走，其他的老师也把头都扭到一边去了，避开了镜头，相最终没照成，这件事令我当时感到非常不愉快。过了几天，王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那天开会的事真是搞的对不起，我把那几个老师都吼了一顿，我告诉他们要是怕，以后就别来了，现在他们思想都想通了，我现在把几个主要的乡镇老师的电话给你，他们都愿意接受访问，有什么事你可直接找他们”。
经过这些事后，我和王老师慢慢熟了起来，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反映老师们的最新情况，我偶尔也到他那儿坐坐。在我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王老师其实早在万店乡下时就带领该乡的民师们开始了维权活动。有一次，他和其他几位老师到万店镇政府讨要工资（被辞退前上班拖欠的工资），结果政府每人只给了一百元钱。王老师去找镇委书记理论，不仅没要到钱，还惹脑了镇委书记的小车司机，此人指着王老师说：”你在家等着，晚上我找人到你家把你干掉”。 王老师虽然最终没被干掉，但他也看清了官僚们的野蛮和自私，他表示自己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民办教师们都住在乡下，王老师在城区的这间小屋就成了老师们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大家都很信任他，经常到他这儿谈自己的意见、想法和下一该怎么办。现在，王老师等人正忙着从北京、武汉、随州请律师，准备将他们的问题诉诸法律，起诉随州市政府。根据一些律师的意见，要请律师打官司，必须有所有民办教师的委托书。王老师等人前段时间正忙着和每个老师取得联系，让他们签委托书。不久前，在王老师那间出租屋内，他给我看了一千多老师签署的委托书，加起来厚厚的一本，足见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随州市千名民办教师的问题到今天还未解决，王老师等人的维权抗争活动仍在继续。
二、家乡环境的保护人王昌国
王昌国是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茅庄村五组的农民，在他们们村子的山上，有一个私人承包的叫三板桥的小煤矿。三板桥煤矿的周围就是茅庄村村民的住房、农田和山场。长期以来，该矿的煤渣直接倒在河里用河水冲走，煤灰倒处堆放。一下雨，煤渣、煤灰就冲到河里，许多农田被污染。村民们说，以前这里山清水秀，现在是污水长流。三板桥煤矿不仅污染了河流、农田，还造成了山上的树木大量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煤矿长年在地下开采，造成许多农民的住房、山上的祖坟出现裂痕、塌陷。对于这些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三板桥煤矿不权不给予补偿，态度还非常蛮横，许多村民挨过他们的打。
对于这些问题，王昌国带领另外几位村民多次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宜昌市、湖北省等各级政府进行实名举报，要求政府制止煤矿的非法行为。为了真实再现该煤矿对家乡环境的破坏程度，王昌国还自掏腰包专门请人到他们村拍下了环境被破坏的情况，并将录影制成了 VCD，上访时，他们向各级机构递交了这份 VCD。尽管王昌国等人做了精心的准备，但他们的上访举报行为不仅毫无效果，还招来有钱有势的矿主及其打手的多次殴打，更令王昌国没想到的是， 2006年 4月，王昌国竟因他的上访行为被当地派出所抓了起来，还被威胁说再上访就判他的刑。
维权的遭遇并未使王昌国屈服， 2006年 4月底，他又和另两位村民代表来到湖北省上访，并在武汉找到了我。他们向我反映了许多情况，还一再要求我到他们村实地调查。我把他们的消息发出去后，许多海外媒体进行了采访报导，王昌国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事情过了一个多月，王昌国突然让他的妻子打来电话说，宜昌市、五峰县两级政府的相关人员刚刚找了他们，威胁他们不要再向我透露有关消息了，也不许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王昌国的妻子还一再问我他们的事是否给我带来了危险，让我多注意安全，并希望能继续关注他们的事。
王昌国现在处于一个东躲西藏的状态，他最近告诉我，他们准备到北京上访，”只要问题不解决，我就会告到底，大不了把这条命拼起了”。
三、库区渔民代表张继国
2006 年5月 22日，随州市政府门前又聚集了一、二百人，我走近一打听，原来是广水市徐家河水库库区渔民到这里上访请愿（广水市由随州市代管）。接下来，我找了几个人想进一步了解情况，都遭到了拒绝。这时，我看到二位农民拿着材料跑来跑去，猜想他们肯定是上访代表，就走了过去，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其中年轻的那个一口拒绝了我的访问请求，年纪在四、五十岁左右的那个农民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此人就是张继国。张继国介绍说，这次徐家河库区农民上访请愿源于广水市一委五局的一份联合通告。 2006年 5月17 日，广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广水市公安局、广水市水产局、广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水市交通局联合发出《关于整治徐家河库区航运秩序规范渔政管理的通告》。这个通告的第二条规定，”凡在主航道上设置的碍航渔具（拦网、网箱）必须立即无条件拆除。2006 年5月 23日前，没有自行拆除的碍航渔具，将强行拆除。”该通告还规定，”严禁在主航道上设置拦网、摆放网箱”， “严禁非法养殖”。 张继国说，政府这样做是出尔反尔，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大张旗鼓地鼓励农民搞水产养殖。现在却以阻碍航道为由，欲将农民花钜资投放的渔具强行、无条件地拆除。这些养殖设施，许多农民的投资在二、三万元，甚至更高，现在政府只讲拆除不讲赔偿，势必造成农民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张继国还说，广水市政府及水产部门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见现在养渔行情转好，眼红了，欲把徐家河水库承包给水产部门下属的”银龙集团公司”，从而政府可以从中大捞一把。在采访的最后，我希望张继国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他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
我把徐家河水库库区渔民上访请愿的消息发出去几天后，在电话中张继国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广水市政府非常少见地迅速作出了让步，答应暂时不拆渔民的渔具，但要进行整顿。正在这时，有一位元海外记者打来电话表示要采访徐家河水库库区渔民这次上访请愿活动，希望我能为他联系一位渔民。依我以往的经验，一般底层民众上访的问题解决后，他们就不愿意再接受外界的关注了，尤其是海外记者。我把张继国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位记者后，心里担心张继国还会不会向记者谈他们的问题。从事后反馈的消息来看，张继国还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位记者的访问，向记者介绍了许多情况。这让我感到张继国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和那些一听是国外记者来采访就吓跑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06-6-8 于湖北随州
《人与人权》2006年7月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