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杨银波：一个新型群体承受的代价
【大纪元7月29日讯】社会是有分层的，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从年龄、收入、消费、行业、领域、习惯、参与度、就业能力、情感体认、思想倾向等各方面来观察和归纳，观察、归纳得越多越细，社会的分层就越明显。其中有一个还没有办法定位的社会阶层，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其遭遇的危机相对于其它阶层而言，恐怕就更为严重。诸如医疗、教育、住房，诸如就业危机、心理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犯罪、受侵害的残忍度和各种新型犯罪与受侵害程度，许多案件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性质。
曾有网络舆论注意到一个压力相当大的新型群体，并将之归为“奔奔族”，年龄层次集中于1975年～1985年出生的人。依我看，这个群体的范畴还可以扩大，因为就中国的就业人口而言，恰恰就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辍学之时，即以“童工”身份或者刚刚领取身份证的公民身份（现在的许多地方14岁的学生就可办理身份证），参与到打工行业，或者参与实际谋生，因此“奔奔族”还存在一个“后奔奔族”的群体，年龄层次集中于1986年～1992年出生的人。“他们还只是孩子”，这只是对“后奔奔族”的一个简单形容，实际上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即使还贵为“学生族”，也不得不受到来自社会、家庭、个人的种种压力，而且这些压力还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例如计划生育时代的弊端，教育产业化导致的教育成本高涨，教育与社会的脱节，技能教育的丧失与就业能力的微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薄弱与自信心的匮乏，集群化的、冷血无情的、分裂人格的、善于模仿但只能受控于人的常态处境等等。
我试图从一些较为极端的案件之中，找出这个业已浮出水面的群体的某些共性，从而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教育产业化导致的犯罪现象具有多重复杂性。
7月21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唐家岭的中国管理软件学院两次发生暴力事件。40多名手缠白毛巾、着装一致的持械男子，冲击校园，导致该院商务管理系主任和十多名学生被殴，四人脑震荡，其中两人曾两度入院。系主任指认召集打手的是学院院长助理张某。暴力事件的起因源于招生。民办高校的招生，在中国有着危险的信誉度，为招揽生源，学生每招来一名新生，学院都会给予提成。学生拉拢生源，成了一份既有成本又有收入的工作，这种方式不免带有一定欺骗性。学院已停招商务管理系学生，招生竟还在继续，由此引来暴力袭击。当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件时，想到的是两点：１、招生的欺骗性导致双重危害，一是新生被欺骗，二是招揽生源的学生被利用和出卖，这两者都是受害者；２、学院管理者与黑恶势力之间的关系被质疑，学院停招商务管理系的原因极其复杂，不然为什么必须动用如此整齐阵势的暴力袭击？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学院管理者、打手、学生、新生这四者之间必定存在争夺利益的事实，要么分赃不均，要么黑吃黑。该暴力事件不是一次了事，而是当警方已经介入其中之时，仍然未可避免地发生了第二次暴力袭击，现场警察虽极力阻拦，但仍未见成效。这更加证明争夺利益的残酷化，以及校园领域之中黑恶势力的侵入和膨胀。
第二个问题：教育在多方面对国民的歧视，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大量产生。
7月7日，陕西贫困残疾女孩王芮在母亲、姐姐的陪同下，徒步3,000里路到北京求医、求学，虽然受到医疗帮助，但以中考成绩507分列万泉河中学第一名的王芮，走遍北京市海淀区30所学校，也走不进北京户籍人口只需400分左右就可以入学的高中。直到7月21日，也没有任何一所高中愿意接纳这名优秀的女孩。王芮的母亲每天晚上脱下布鞋，脚都被汗水泡肿了，还一层层掉下白皮，但这些艰辛并未换来王芮平等的受教育权。贫困、残疾、户籍因素，这是导致王芮无法求学的体制因素，由此带来的录取分数差异、学费差异、待遇差异，更是露骨的歧视与淡漠。中国东部的经济据说已经发达起来了，而西部的不发达难道就是“活该”的吗？两者的国民待遇难道就应当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北方没水了，政府要搞“南水北调”工程；东部要搞经济，就从西部揽取大量廉价劳动力。好处都被东部、北方占尽，但西部、南方就去承担这种代价，现在连一个优秀的女孩也被这些主导着教育的人拒之门外，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究竟还要维持到何时？甘肃、宁夏、陕西缺水，怎么不从水源充足的地方引过去，非要引到北方？西部的孩子要翻几座雪山去背水放在井窖里，一小碗水就着比石头还硬的饼子就是一顿饭，全家的生活要靠在沙漠、荒山上找被政府禁止采集的比头发丝还细的“发菜”来维持，这种贫困为何被漠视？莫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的问题是那么多贫困的孩子在学校门前竟然连一面国旗都没有，甚至连“漱口”、“刷牙”也觉得新鲜。
第三个问题：少年犯罪的残忍度加剧，以及社会基本底线的逐渐崩溃。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些底线曾被当作行规，哪怕是贼，也要讲“盗亦有道”，“绑票收钱就交人”等。但是，这些底线在少年犯罪之中已经越来越不足道哉，过于紧张、敏感的犯罪神经，导致极端事件的一再升级。近日，四川电视台播出两则新闻，一则讲的是两个未成年人抢劫司机后将其杀死，另一则讲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杀害12岁的小女孩，并勒索房东10,000元。经查，两者起因雷同，都是基于学业受挫、工作无着、心灵扭曲、心态失衡而贻害他人，其中后者犯案前还曾是某大学的学生会主席。7月中旬，四川省巴中中院判处了四名高三学生，其中死刑两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一人。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12月24日中午，高三学生吴岱峰、马荣将一名年仅15岁的初三学生骗到一家旅馆，其同学熊佳、王军成参与作案。吴岱峰拨通被绑架学生的母亲的电话：“你马上带12万元到巴二中校门口赎你娃儿。”打完电话，突然街上有警车驶过来，四人立刻惊慌失措，用布带勒死了这个年仅15岁的孩子。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由于年龄小，无作案经验，但也因此变得更加毫无原则，内心更为残酷，诸如杀人灭口、毁尸灭迹之类。我们本镇前几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也能说明问题，几名初中生将同班女同学骗到烈士陵园，而后先奸后杀，以至于将女同学的头部砸得稀巴烂。少年强奸老妇、幼女、痴呆女，少年纵火烧毁网吧导致多人丧生，诸如此类的连成熟型的犯罪分子也做不出来的罪恶，他们却偏偏能够做到，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着社会最基本的底线。
第四个问题：罪恶的欲望随时随地都在包围着天真、无知的人。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即使你心生同情、憎恨罪犯，但你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这个世故人情、暗箭难防的社会，天真、无知竟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子。15岁的女孩被男友在脸上、乳房、下身、腿上用刀刺下耻辱性文字，女小学生、女中学生被校长、教师、同学强奸，小学教师和民警强奸多名妇女量刑极轻，男子强奸痴呆女被判刑七年，出狱后对其再施奸淫，网恋成了人贩子、虐待者设下的陷阱……。这些事情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有的已经发生了裂变，涉案情节越来越走向极端。网络的虚浮、幻觉、刺激、陶醉与自我陶醉，以及人性的内外伪装，导致以下这个案件的发生。17岁的广州某旅游学校女生小晶与网友王勇在QQ上相识之后，告之其所有联系方式。见面后，小晶觉得王勇“很老实，人很好”。7月2日23时，王勇将小晶骗至广州沙泰路“京海宾馆”，开房之后，待小晶正欲离开之时，王勇企图强奸。猛烈挣扎之中，小晶从四楼裸身跳下，额头、臀部、嘴流下大量鲜血，险些丧命。目前的状态是：盆骨骨折，头部和脊椎也有受伤，不能正常排泄，要通过插管。社会的严重腐蚀，导致任何人的两难处境：既不想将社会看得太黑，然而又不能不把社会想像得更黑，防范的心理、假想的敌人带给了人们虚假的个人安全。更多强势群体压榨着对社会的洞息力还颇为微弱的人们，所以当灾难突然到来的时候，人们才感到难以置信、不可想像，就如同小晶在事后说的那样：“他怎么是这样的人？简直禽兽不如！”顺便提一下，在此案中，“约会强奸”这个概念再次浮出水面，留有一丝“黄静案”的阴影。
第五个问题：家庭伦理的逐渐丧失，以及涉案的隐蔽性导致更多家庭悲剧的持续爆发。
乱伦与强奸亲人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后者带有性暴力，属于暴力性质的性侵犯。翻开近日的各大报纸，仅“强奸”、“怀孕”这两个依附于新闻标题的词语，我就翻到两则：一则是《表哥酒后起邪念，强奸14岁表妹致其怀孕》；另一则是《父亲强奸11岁亲生女，施暴六年致其两次怀孕》。7月20日，《新商报》刊出另一则爆炸性新闻——《女大学生遭父亲强奸八年，母亲上访控诉禽兽丈夫》。真是怪了，控诉一个罪犯，竟要靠“上访”！这位“禽兽丈夫”是辽宁省大连市有点背景的张德刚，其妻李红的一段话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张德刚不承认这些事，警方暂时也没办法。而且，我们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恐吓说继续闹下去，就要我们的命，还经常有陌生人砸我家门。”6月4日张德刚被大连市普兰店公安分局拘留，没想到6月14日就办理了取保候审，出来了。我搞不明白“警方暂时也没办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一个留下血书的21岁女大学生和她的母亲、舅舅一起，被逼到大连市公安局、检察院、妇联上访，被逼到辽宁省公安厅、检察院上访，甚至被逼到国家公安部工作组上访。这个女孩从13岁开始被父亲强奸，“次数我都记不清了，太多了”（受害者语），女孩的母亲、外婆、姨妈等人都抓过张德刚的现行，但基于“家庭声誉”，受害者及其亲人竟忍了张德刚整整八年！八年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忍受历史？面子、声誉、名声，难道就因为这些吗？就因为这些，可以眼睁睁看着一个女孩被施暴八年？面对一个专制、淫威、凶残、有势力的男人，竟然连刑事侦查者也失去了作用，好大的背景，好强的保护网！
第六个问题：野蛮、扭曲、逃避责任的家长势力，毁灭着孩子最基本的权利——乃至生存权。
诸位，你们觉得“我要上学”与“听妈妈的话”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前者只是渴望受教育，后者只是遵从母亲要求，可一旦两者只能选择一个，而且这个选择者还只是一个坚持“上学梦”的14岁的女孩，那么结果会是怎样？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要让她上学。然而，真正的结果却令人惊诧万分：这个母亲残忍地割掉了女儿的双耳，而家中的钱却宁愿拿去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二手住房。这件事情之中所有的原因只因为母亲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她（女儿）不听话，我就不管她！”据说，此母还曾到处扬言：“绝对不让她读书，如果她再读书，我就砍死她”，“我就不让她过上好日子，谁能把我怎么着？”这不是小说，而是半年前发生在广州市花都区的真人真事。受害者是重庆小女孩晓俊，这个女孩的父亲长期在广州打工，她自己的成绩很好，但其母却对她要上学这个事情愤怒到了极致，所以就把晓俊接到广州。2005年10月27日零时，趁晓俊进入睡梦，其母把晓俊的双手扭在身后，压在身下，用刀割掉了晓俊的两只耳朵。半年过去 了，父母仍然对晓俊不管不顾，这个女孩不但没能上学，甚至“血经”三个月都没有得到治疗，“造耳”手术也因资金问题拖延至今。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这个母亲到底要晓俊听她什么话？是外出打工供养父母？是女孩子不用上什么学？还是这个母亲有点神经失常？或者有过什么样的遭遇，现在反而拿女儿发泄，以报复女儿，或者嫁祸于女儿？这个女孩现在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要动造耳手术，但其父对其母的惧怕简直有些夸张：“如果她（老婆）知道她（女儿）要做手术，肯定会出人命！钱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此等蛇毒之心，绝情绝义至此，实令人震怒不已。
以上所述，仍然只是冰山一角。一个相当脆弱的群体，其实就在大家身边。不能说他们没有能量，当他们破坏起来的时候，其能量令人措手不及；但是他们缺少正面的能量，社会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道道威风赫赫、坚固顽劣、然而也是黑手无处不在的墙群。他们太稚嫩了，花季般的微笑和雪一般的纯洁，被淹没于虚浮的世事和与生惧来的怯懦之中。面对着心态、学识、能力、情感、思想、精神等方方面面的缺陷和失衡，他们常常感到迷茫、无力、无奈与盲动。当社会、家庭一步一步蚕食着他们幼小孱弱的心灵时，他们不但被捆绑起来，而且压抑的心灵也预示着不屈的怒放。总有一天，更为惊人的种种事件、案件会唤醒更多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而这一幕幕或许并不完全是喜剧或成就感，而是无数令人遗憾、悲观的惨剧。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是我们错了，当初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的社会人际、家庭伦常，这一系列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公平。他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平台来容纳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地下的猛火已经在燃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猛火，那么这个时代又会退一步。每退一步，都是一大群受害者在承受代价；每退一步，都是一个整体方向的错乱。@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大陆青年独立作家，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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