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陈慕涵，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中医硕士。2006年5月她母亲香港居民曾爱华因“印刷和传播法轮功资料”遭上海警方拘留，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6月底正式逮捕。事发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议员帮助。7月9日来到香港，得到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支持。7月12日到13日在香港中联办对面绝食，此后几乎每天在那里静坐呼吁营救母亲。7月13日起公开每日给母亲写的信。）
妈妈：
您好！
您的案子使我有机会和很多议员见面，感受颇多。比如说前几天去见的一位香港区议员。
我从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本区议员的列表，于是打电话预约时间。秘书小姐很热情，只是国语一般般，我又几乎完全听不懂广东话，最后大家欣喜地发现彼此还能用英语沟通。我说我想见议员。都没有问是为了什么事情，秘书小姐就把我安排在了几个小时后的当天晚上。
议员晚上还办公？我仔细看列表，才发现这些议员没几个是全职的，大部分都有律师、教师、商人等的正经职业。工作之余还要听取民意，自然会安排在晚上了。着实勤勉可嘉！
我不认识路，秘书小姐就仔细地指点我。最后她怕我还会走丢，嘱咐我万一到了车站还找不到，只要打个电话，她可以来接我。我有点受宠若惊：“不用，不用，我一定能自己找到。”
傍晚的街上满是乘凉闲逛的人，只有我挎着公文包，装着您的有关资料。心中忐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议员的办公室坐落在一幢普通居民楼的底层，外面看起来挺像上海里弄居委会的办公室。里面陈设也很简单：日光灯照明，一间房被半人多高的隔板隔成几个小间，每间里有书桌，文件柜等办公用具，但视线说话都不受阻碍。议员坐在当中的一小间里，颇有些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意思：可以时时和刚进门的乡亲打个招呼（真没有比“乡亲”这个词更能形容他们之间的熟络了），也可以随时吩咐秘书小姐做事。此刻他正在和一位老先生谈话，门口沙发上还等着一位老太太。
秘书小姐穿着圆领汗衫和牛仔裤，让我发现原来这样的装束其实最适合穿梭在各种办公用具间忙碌，并感到很亲切。她请我等一会儿，我打量起沙发旁招贴板上的各种宣传小册子：您是否希望×路巴士延伸到××村？××区幼儿服务设施介绍……全是些与人民生计休戚相关，又有些家长里短的题目。
轮到我了。议员看了我的呼吁信和征签信，对征签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说明了原因，爽快地答应替我写信呼吁。这么快？我都还没向他解释中共镇压法轮功的非法性呢！他还问我，是否为了到香港来已经把悉尼的诊所关掉了，小时候是在哪里长大的，为什么英语挺好等等。握手告别时，他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会每天为您作祈祷。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走在路上，我有些恍惚。
在澳洲整天听白人政客们说民主人权，我几乎从来不感冒。在我看来，那些好像是他们祖传的东西。祖上也没传下来别的东西，譬如共产主义，他们只不过是在人云亦云罢了。而且没经过困难得来的东西总是不容易珍惜。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些人私心很重，明明只想争得席位，却要口口声声把人民挂在嘴上。对于法轮功这样对他们争席位没什么大好处的小众团体，他们就把眼睛闭上了。
唯一一次受触动，是看到当年总理基廷在89年六四屠杀后，宣布让当时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留在澳洲时的情形。老先生几乎说话都不连贯了，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淌。我第一次知道政治家还可以这样流露感情。
然而今天，当亲耳听到一个和自己同种族的议员严肃地低声说“为了坚持民主的理念”时，对我来说真是太陌生了。
多少年了，我们默认了自己卑贱的命运，当身边的人遭强权欺凌时选择转身躲开。我也不是只是因为欺负到了自己母亲身上，我又是唯一能保护她的人，才出来呼吁的吗？为什么以前看到“politician”，会想到林肯、华盛顿、丘吉尔，对他们充满敬意；而听到“搞政治”就想到是有人要捣乱呢？
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法接触到有良心的政治家吗？还是因为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洗脑中早已忘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说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就是在搞政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如果说劝别人不要和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也是在搞政治，那又为什么不行呢？只是共产党一开始就把“搞政治”给丑化了，又把公民许多正当的行为全都划到“搞政治”里去，才让我们觉得“搞政治”丢脸，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很多权利。
就算是有人要“夺权”——这也许是“搞政治”最原本的意思了吧——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只许共产党搞呢？如果都是这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自内心坚持民主理念的人在搞，怎么还会发生这场荒唐的信仰迫害和其它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呢？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早没想明白呢？
香港啊，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在酷似上海的街巷后面，有着我完全陌生的体制和人物。你还要告诉我多少事情？
女儿
慕涵 上
2006年7月22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