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好长时间没有动笔写东西了，大脑也变得迟钝起来，为了谋生，我不得不去打工，而忙碌的打工生活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无法读书和写作。
前一阵忙里偷闲，来到北京，住在牛玉昌先生那里。老牛是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的院长（研究院其实就老牛一个正式员工），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从事上访人员的维权活动，由于敢于直言，抨击时政，得罪了政府，因此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每年的敏感时期（“6．4”前后、“两会”期间、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期间等）都要受到警察的监控。去年经朋友介绍，我和老牛相识，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他比我大20岁），但因为意气相投，所以我一到北京就住在他那里。
5月24日这一天，老牛因为有事一大早就出去了，只留我一个人在家。这两天因为闲着没事，于是便动笔写点东西，一篇是《胡锦涛先生，你能担当起历史重任吗？》，一篇是《中国真的崛起了吗？》。下午3点多钟，两篇文章的草稿刚刚写完，放在桌上，还没有来得及修改。这时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穿着便衣，自称是老牛的朋友。我想既然是老牛的朋友，自然是同道中人，就没有提防。通过闲聊，他们知道了我的基本情况。这时，其中的一个人出去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派出所的警察来了，要查验我的身份证，并问我有没有办暂住证。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两个所谓的“朋友”是便衣警察，是来监控老牛的。我说暂住证早就取消了。他们问我谁说的。我说温家宝说的，报纸上登的，说是为了消除对外来人员的歧视。他们说暂住证还得办，还要交罚款。我想也是，共产党历来就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接着就是我早已熟悉那一套，他们先看了我写的文章，然后询问我的经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并记录在案，就差没有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了。完了还不由分说就把我写的东西装进了他们的皮包里。我说，“你们凭什么拿走我的东西？”他们说：“你的文章有政治问题，我们要审查。”我说：“《宪法》不是保护公民有言论自由吗？”他们说：“这我们不管，我们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我说，“你们要是认为我犯了法，现在就可以跟你们走。”他们说：“现在不带你走，但你不能随便活动。”说完就把我打发到另外一间屋子。他们要和老牛谈话（这时老牛已经回来了）。
当时我憋了一肚子的火。这两篇文章大约5,000字，虽然不能称为大作，但也花了不少心血，因为我文化水平有限，每写一篇东西，都要经过构思，谋篇布局、字斟句酌，而不是信手拈来，目的是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要引起读者的兴趣。
可惜的是，花了不少心血和精力写出来的东西就这样轻易地落到了两个强盗般的警察手中。这两个便衣警察的卑鄙行径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哈巴狗往往要比他们的主子更严厉。”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北京这个所谓的首善之区。在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便衣警察的电话，要求我离开北京，返回原籍。
事后我想：为什么在每年的“6．4”前后，中共总是那么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呢？因为他们心虚，不敢面对历史；他们知道，人民不会忘记“6．4”，不会忘记中共的暴行，因为人民所受的伤害太深了。政府害怕人民起来向他们清算这笔债，所以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不稳定因素”控制起来。我不禁要嘲笑那些政客的愚蠢与笨拙：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历史的车轮岂是某个小集团能够阻挡的？
现在的中国，由于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不敢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惧怕民众的力量。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成了他们剪除异己的利器。但是，历史上的秘密警察从来没有什么好名声。他们比杀人越货的强盗更可恶。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从明朝的锦衣卫到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从德国的盖世太保到苏联的克格勃，无一不是臭名昭著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当秘密警察猖獗之时，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也就为时不远了。
（2006年6月4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