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录：马西忠逝世祭
【大纪元5月15日讯】马西忠，河北省廊坊市东沽港乡得胜口村村民，生于1916年1月，于
2006年1月10日下午3时寿终正寝，享年90岁。当其时，约二百余亲友村民为其送葬。
马西忠两妹一弟，其父马树新民国年间行医为人治疮，家境殷实，衣食无虑，并置有薄田40余亩，瓦房7 间，马车一辆，骡子一头。马西忠13岁开始务农，18岁赶车辗转于周围村镇，为别村农民耕地、拉庄稼，靠打短工赚钱。一家人含辛茹苦，勤俭度日，积累日丰，到中共建国之年，已是村中较富的农户。两妹一弟在天津上学，生活可算幸福美满。马西忠于1946年在为邻村拉东西时被中共所属军队截获，为其拉军需物资四天后放回，未得任何报酬。
1949年风云突变，中共以暴力推翻了国民政府，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中共政权，并紧接着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马西忠家被定为地主成分，土地被没收，财产被瓜分，而这一切都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光明正大的进行的，贫穷是光荣的代名词，勤劳致富成了十恶不赦的罪恶。不间断的斗争会纠缠着他们一家，灾难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那年，马西忠唯一的弟弟马西厚正在天津就读大学。西厚性情刚烈，听说家里被抄，财产被分，气血上涌，脖子肿涨，得俗名“气累”病，时间不长，便一命归西，成为中共建政后这个家庭中因政治而死去的第一人。
中共建政后，马家由富裕家庭一变而成为最为贫穷的家庭。马西忠大女儿得病无钱医治，于1953年去逝，时年4岁，成为这一家新政权建立后非正常死亡的第二人。
自被划定地主，马西忠一家处于卑微下贱境地，没有了作人的尊严，任何人都可以当面责骂他们，诬陷他们，他们不能为自己辩解。合作化以后，所有没人愿意干的累活、脏活、难活都由他们去干，他们没有选择劳动的权力。50年代，修建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马西忠都首当其冲。
继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饥荒遍及全国，大食堂无村不建，人们地里吃，地里住，一家人吃住非常分散。马西忠5 岁男孩连城没人照顾，身染重病，乡村庸医胡乱医治，禁病人喝水。父母被强迫劳动，不能照顾有病的孩子。不久，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就离开了人间。痛失爱子，马西忠之妻谢其兰病倒在床。没有饭吃，没有医药，没有人照顾，不久也因病死于家中，时年42岁。谢其兰死后无钱安葬，用家里箩面用的柜子装殓，其面柜厚度不到2 公分。值此时，马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已达四人。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下达了治理海河的指令，各生产队都要出几个民工去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每年春秋两季，十万民工蚁附工地，掀挖车推，一干就是三个月。河工是农村中最累、最苦的活，其遭罪程度可以说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的苦役，河工中累病、累死人的事时有所闻。有门路有关系的想办法不去，没门路没关系但出身好的免强只去一两次，马西忠和其子马堪敏却要次次都去，没有十分特殊的情况是不能落下的。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十等社员没有辙，每年两季上海河。”马西忠家就是这样的“十等社员” 。
第一期海河工程，是在河北的交河县，没地方住，住的是民房，所谓民房，就是当地百姓养牲口用的破土房，上边露天，下边是粪草。两米多宽，四米长，里边还要放一些草，这样的地方，就要住五个人。当时有顺口溜说：“来到交河县，不如当劳改犯，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羊圈。”住的不好，吃也吃不饱。每个民工分的饭都不够吃，到了晚上，有些民工就在当地买柿子皮吃，这是工厂里作柿饼子时扔掉的，两毛钱一碗。由于柿子皮火性大，吃多了不行，一些民工早上醒来，嘴唇干裂，鼻子出血。民工愚昧，不知团结，还经常为一些言语小事，在施工中相互欺辱，制造麻烦，使本来相当苦的劳役又多了一层苦难。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对阶级成分进行重新划分，马西忠家三榜都是地主。为了更便于对这一家人的迫害，马西忠的父亲马树新没有戴地主份子的帽子，而把帽子给正值盛年的马西忠戴上。这一沉重的打击使其父马树新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每一次运动中，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又一次明目张胆地来抄马西忠的家，这一次凡是他们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大到名人字画、晚清花瓶，名贵砚台，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用具，甚至孩子上学的书包钢笔也被拿走，他们公开地叫嚣：“一个拨火棍也不要给他们剩下！”马西忠心怀怨恨，背后叹息说：“土匪抢劫还要给剩一些东西，他们什么也不给剩。”其实马西忠也没有想到，更绝的还在后边，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人又来第三次抄他的家。这一次再没什么可抄的了，就拆他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都被拆了，拆完后当时就运走。马西忠上有老母，下有一儿两女无处安身。为了继续活下去，他们一家就找了一些碎砖木棍，盖起了小房子居住，顽强地活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初，落实政策，大队给马西忠800元钱算是赔偿，马西忠愤愤地说：“那钱你们留着自己花吧，只要我们都记着有这码事就行！”
当政者如果稍具人性，马西忠家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种局面。设想，如果四类分子的帽子给其父马树新，马西忠就是地主子女，不是专政对像，马西忠的儿子、女儿将是地主分子的第三代，是普通群众，不但在劳动中他们可以适当调整劳累程度，还有可能不会失去太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一些人本来就具有残忍、冷酷、幸灾东祸和损人利已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励煸动下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两权相害取其轻的设想，不过是对当局的残忍性估计不足的一厢情愿而已。据史书记载，当年曹操捉住陈宫后，想招降他，就问他说：“你想让你的老母和女儿活命吗？”陈宫回答说：“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曹召养其母终身，并为其嫁女。现今当政者不讲“仁、孝”，既“绝人之亲”，又“乏人之祀”，上株下连，迫害无一遗漏。
马西忠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地跟着他，子女纷纷被赶出校门，三个子女都没有完成小学学业，更重要的是，其子马堪敏34岁还没有娶上媳妇，没有女孩愿意嫁到地主家去被管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马西忠以大女儿马堪娟为其子换了媳妇。那家也是地主，虽说门当户对，没有大女儿去换，人家也是不会嫁过来的。在那个四类分子连奴隶地位都不够的年代里，他们普遍用这种方式解决儿女的婚姻问题。翻开历史看一看吧，有哪一个政权对人的统治是如此残忍。有人说：“那是历史上的事，现在时过境迁，都变好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政权并没有换，所有继承人都是由原来的当政者指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改变，对历史问题没有进行认真反思，更重要的，暴力对待批评其罪行的人依然是最常使用的基本统治策略。
对马西忠最后的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2005年的7月，对于这一次打击，他几乎没有一点感觉，他太老了，时常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中。05年的7月，他唯一的儿子马堪敏和妻子夜间赶车去集市卖葱，车被过路的汽车撞翻，马堪敏头被撞破，不治而亡，肇事汽车逃逸。
开始，人们直对马西忠隐瞒着马堪敏出事的真象，怕他受不住这一打击，马堪敏的丧事是在外边办的。后来人们发现，马西忠对这些重大的事件已经没有感觉了。当人们试着同他谈起其子马堪敏时，他竟不知道马堪敏是何许人了。马堪敏死后半年多，马西忠于90岁生日的当天，在村西地里下葬，入土为安了。
马西忠能活到90岁，在人们看来是一个奇迹，他一生厄运连连，被监督劳动20多年，三次被抄家，多次被批斗游街，青年丧弟，中年丧妻，三次丧子，90年代出外卖葱，腿被摔断，无钱医治，到死两腿一长一短。每一次打击，都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伤痕。在出殡的那一天，他的女儿，儿媳们哭得死去活来，其大女儿哭着说：“所有的事都让你一个人摊上了，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哇，我的爹呀……”闻者无不落泪。
有人说马西忠长寿是因为他没心没肺，心里不装事，劳动时他想法耍花偷懒，游斗时他往树底下钻，让树枝把纸帽子碰掉，在外边冻时间长了到屋里就东拉西扯地多检查几句，多暖和一会儿，回家后在家里骂大街发泄，拿家里人当批斗他的人。他的孙媳妇成文青说：“咱爷到死什么话也没带走，该说的都说了。”
其实人们对马西忠看的也不全对，马西忠或许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迟迟没有作古，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事没有办完。三次抄家，连他们藏在炕洞里的字画都被找出来拿走了，可是马西忠母亲缝在贴身衣服里的房产地契没有被翻走，她把它传给了马西忠。马西忠心里也有一本账：多少个古瓶瓷器，多少幅名人字画，多少古老木器……。他在等著有一天进行的正义的审判，“我就不信这个年头儿（指时代）会没完没了。”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我不为要回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了，他们全祸祸了（指糟蹋了），我就是要问问他们，这样作对不对？”“就是要问问”，一等就是几十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柏林法院审判前共产政权的头面人物，被害死者的妹妹出庭作证。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这个女人和马西忠出身于两个民族，相隔千里万里，而想法竟是这么惊人的一致，可见人们的善念都是差不多的。
马西忠没有等到“问问”的那一天，虽然活到了90岁高寿，也是含恨离开人间。但是，我们坚信，正义的审判迟早会来临，到了那个时候，马西忠没来得及“问问”的，我们会替他“问问”，但愿马西忠的灵魂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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