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联结收看
林晓旭：很多中国人觉得，现在生活上好转了，好歹应该感激，所以现在就是求稳定。那同时我觉得中共也花了很多工夫对外宣传包装，还有对西方媒体的渗透；因为我感觉中国整个崛起，还有中国市场有这么大的魅力，这个整个舆论，也是西方媒体配合造出来的。那中共对西方媒体的渗透，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魏彭飞：澳州的媒体大亨鲁伯特．梅铎（Rupert Murdoch）当时进军中国的时候，他也在想，我先进去以后，我们会给中国带来的新闻自由等等这些的；但是到后来他自己的电视台因为有些内容中共政权不喜欢，要被关起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们都是一厢情愿。
包括他这样的商人，当然还有其他和那边走得非常近的人，到最后依然是…，当你碰到所谓中共的底线的时候，他就受到限制。
至于其他人，刚刚陈先生讲得很好，其实真正在外面的，都是隔靴搔痒，对中国根本不太了解；要想了解，就必须进入中国。那么进入中国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你的新闻来源是那里？像《CNN》、《华尔街日报》，一些记者下来的时候，像《CNN》强生（音）自己也说，在中国你想离开北京五十里以上去采访，非常困难，要层层的审批，批淮了以后去，去的时候有人跟着，所以你想得到一个自由的资讯，哪怕是西方的记者都非常难。
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停的发中国消息，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那就是要靠《新华社》给你提供了，你要配合，你就好好待着；你不配合，它不一定给你提供；你要再不配合，就把记者给你赶出去，就有这样的情形。都是这样。
做新闻的需要新闻的第一手材料，比方要现场Live的时候，他得到的新闻来源是从《新华社》来的，这个前题还得是你必须配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独立记者做了一些事情。
林晓旭：但是很有限。
魏彭飞：但事实上大的形势，所有的消息基本上是从《新华社》来的。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好处，是这样来了以后，比中共自己的宣传更来劲儿。人们觉得这是公正的、世界媒体报出来的嘛！其实百分之七、八十的东西，都在重复着《新华社》的话。这个欺骗性、危害性更大。
林晓旭：这一点中共做起来也是挺巧妙的。原来《新华社》人家都很明白的，知道它是官方的宣传机构，但是从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宣布说，现在要成立新闻办公室，要有对外发言人，要像西方有正确的媒体运作的机制。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中国官方的新闻发言，很多正常的西方媒体就自然而然地去选择这个服务，那最后就变成到处转载中共的宣传舆论了。这种做法确是起了很大的杀伤力吗？
陈破空：是这样。有两点必须要认识到的就是：第一、中国这个大市场，不管中国是中共统治，还是不是中共统治，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市场。因为人口就摆在那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摆在那里，亚洲的第一大国就摆在那里；所以中国这个大市场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在一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一个大市场。
所以只不过是中共给它贴了个标签，好像这个大市场和中共有什么关系，好像是中共统治就是大市场，不是中共统治就不是大市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出国际商人的短视。中国本身是个大市场，但是在中共统治下，事实上这个大市场受到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六四”以后西方不得不对中国、中共实行很多的制裁，很多制裁还没有取消，包括军火方面的、高科技方面的，结果就限制了这个市场的发挥。
但是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这个市场将十倍的放大、百倍的放大；这个市场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那才是真正的大市场；资金的大进大出，技术的大进大出，或者是人才的大进大出。
所以这些国际商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大市场完全处于它的非常低级的阶段，没有达到一个高级的、国际化的大市场的阶段。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讲，就讲宣传舆论好了。西方有左派媒体、右派媒体、有一些中间的，西方的左派媒体也是非常幼稚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西方的左派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学者也好，对中国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目睹，做了非常多的错误的解读。
举个简单的例子，1997年2月份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讲话，《纽约时报》就率先做出一个报导，说江泽民已经改变了对“六四”的评价，不再用“暴乱”，而是用“风波”来描述，恐怕要所改变。我一看这完全是无知的错误，因为它们历来就把几个词换来换去的说，它们在六月四号杀了人，在六月九日就说“那一场风波”。
林晓旭：过两天再改一个样。
陈破空：对，后来有的场合说是“暴乱”，有的场合说是“风波”，有的场合说是“事件”，有的场合说是“运动”…等等等等，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居然《纽约时报》做出这么大的错误判断，就因为追悼会上用“风波”这个词来形容，就认为好像有某一种改变。所以这个左派媒体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这些左派媒体多多少少，有一些先天性的对这些共产主义、纳粹主义，这些东西的一些同情吧，对一些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专制主义的一种同情。它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是像黑格尔说的“存在就是合理”，是不是有一些合理性。
所以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跟中共文化输出、意识型态输出、专制输出，不谋而合，而中共又花了大量的国脂民膏，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在国外办它的媒体，到处办媒体。
像在六四时我记得，《人民日报》有一则说：《欧洲时报》评论什么什么的，我还以为《欧洲时报》是个什么样的报纸，其实就是共产党在法国支撑办的报纸，就像它在美国办的《侨报》一样，它取名叫《欧洲时报》罢了！它说《欧洲时报》的报导，其实就是自己的喉舌在讲话，老百姓不知道，还以为是欧洲人在帮它讲话。
所以中共对内的欺骗、对外的误导，来来去去折腾，这就是独裁者、专制者的这些老的手法－－“骗”。一个骗子，就是一个独裁者的主要的特点。
林晓旭：“骗”和“暴力”。
陈破空：而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这些天真、可爱、幼稚的西方左派们，很难读懂这里面的深意。
林晓旭：包括一些学者其实他们的影响力也确实很大，误导了很多人。我碰到一些专家也是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就说：中国现在是走向和平转型的一个时机，他们觉得政府体制内转型，他们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跟他们谈到《九评共产党》目前这个形式，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我觉得这个观念已经是很深了，好像很难改变，不知您们有没有这个感受？
魏彭飞：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就像刚才陈先生讲到，费正清临死时“其言也善”，说其实他对中国是不了解的。最大的问题我想还是，你想真正了解中国，你要不就听中国人讲，要不你就去中国。
比如说像哈佛费正清，其实不少人说在中国坐了牢的到这边来，大家觉得不错啊，还可以给他钱来写东西，但是它的底线是在哪呢？你可以随便说，社会上腐败你可以去骂，好像还挺热闹的；但是还是刚才一样的东西，一旦碰到中南海，碰到红枪里头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能动的，动了不但你的文章不能发，而且你可能需要卷铺盖，或叫你走人。
我在中国的时候，一说起费正清中心，觉得那是汉学，真的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刚刚陈先生讲的很好，其实这些专家们得到的结论，往往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远在中国大陆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他是非常认同的。
就包括刚才说到网络公司的时候，最近中国国务院发言人不是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现在的国际大公司，它的运作也是在向中国接轨，它的作法也是会限制你些自由，或怎么怎么着。他反而把中共让大公司怎么做，那个做法，又出口转内销，作为新闻宣传。
林晓旭：它说这是国际惯例。
魏彭飞：说是这个是国际潮流趋势，我们只不过和国际接轨。它骗的非常巧妙，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林晓旭：我们回到谈这些网络公司，我们知道国会要通过这些法案，您觉得法案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对这些国际公司有一定的约束力呢？应该有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网络上的自由呢？
陈破空：刚才讲到这些国际公司当然是配合中共政权要求，提供了像师涛这样的客户资料，导致师涛被捕，但是当美国方面要他们公布他们这些纪录，在中共政权怎么样让他们提交了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提交，说这样跟中共政权有默契。
实际上他是一个跨国集团，他的祖国在美国，他的生意在中国，也在美国，按道理他应该双方的法案都遵守，只不过美国的法案更宽大一些，没有这么苛刻的要求，而中国法案可能更“人治”一点，随时都可以提高，这是我们的法案、这是我们的法规、这是我们的规定。
林晓旭：法院出个传票也很容易。
陈破空：随时来通知你就得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些人，我们最起码来讲，最底线来讲，他两边都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全球网路自由法案”，我想这个非常好，这些法案应该偏向于协助，其他国家的独裁政权、压迫其他国家的能力、或者限制其他国家能力的资讯，做出相应的惩罚，或者罚款，甚至负法律责任，我想这是应该的。
因为你立足于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国本，这么一个国家，美国的法律允许你去发展国际资本的时候，你却到独裁国家去跟独裁政权相配合，压迫那些国家的人民。我们知道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人权是高于主权的，人类生活在蓝色的地球村，是应该互相保护、互相爱护、互相关怀的。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还有一个大诗人杜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所以这些商人完全是在唯利是图，追逐铜臭，完全不顾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所以他享受了民主国家提供了所谓的好处，但是他却无视那些在专制国家水深火热中苦难的人民，这些东西在他的母国当然要立法，对他进行限制和追究，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林晓旭：我记得当时听证会上，议员问这些公司，特别是关于师涛的例子，他就说，你们这些公司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安慰这些家属，但是雅虎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在道义上已经完全失败了，你觉得是这样子一种情况吗？
魏彭飞：师涛被捕，肯定师涛家里…，但雅虎一口否认说：当时不知道，我们提供的信息会造成这种后果，表示非常十二万的遗憾。你遗憾就拿出实际行动来。议员就问你有没有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呢？对受害的家人有所表示？一开始他们念他们的宗旨，念了几遍以后不敢回答，最后议员说，今天你是在举起你的右手宣了示的情况下，我问你非常简单小学生的问题，就是是或不是，最后他们说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些人，我觉得足够聪明，而且在西方这个民主社会长大的，他知道这样的行为，他既然表示遗憾和讉责，他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为什么又不敢表态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表态就等于是打自己嘴巴，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一般这些有体面的人很难做出来的，而且说是代表，他也不一定敢代表整个公司在这件事上表态。
再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说，他的勇气或者他的判断价值观到了能跟中共直接说“不”的时候，所以他还是没有提出来。
林晓旭：这个是非常遗憾的现状。
陈破空：因为他们把师涛陷于狱中判十年，对师涛的家属是非常大的打击。可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被捕人员的家属都是以泪洗面，担心受怕的过日子，每到逢年过节，家人不能团聚，还要去送牢饭，那是非常惨的。我在中国坐过两次牢，我出来之后我知道，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在新年笑过，在眼泪中渡过一个又一个新年。
所以我想师涛被判了十年的徒刑，比我那时候两次加起来还要长，这个雅虎公司良心上做何感想呢？那一个美国议员问的很好，说：你们做这件事，晚上睡得着觉吗？还说中国人民不惜冒着坐牢风险，去追求他们的自由，而你们却怕冒失去利润的风险，这是多么巨大的对照！
林晓旭：两位嘉宾，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儿了，谢谢两位精彩的评论。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当这些电脑公司面临良心上拷问的时候，我想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的更多的中国朋友，也应该同时考虑一下，在中国我们能够为网络自由做些什么？谢谢大家收看，下一期节目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2005/3/5 5:39 P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