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4日讯】最近流览文章的时候，见到有篇文章里的这样一句话：“当道德回归于良知，人只由着本身的良知的指引做事，而不再屈从于群体的淫威（道德），全人类和谐共生的新时代就会来到。”
刚开始的时候，我被这样的道德语言所激励；但是，静心想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误区在里面。
其一，道德是否能够回归良知？
一位署名为南塘秋的在一篇文字里描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特征，他写道：
“我们活在怎样的时代啊！这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代，这是一个寡廉鲜耻、逼良为娼的时代，这是一个小人得志、贤愚错位的时代，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病入膏肓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和浊臭的时代，这是一个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时代，这是一个为暴力和谎言所统治的时代。”
关于这个时代的道德特色，不用我多加描述。上面一段文字足够了。在这个时代，人们是否能在这个“为暴力和谎言所统治的时代”里向着理想的道德标杆奔跑？
中华所谓的文明历史，我们仅仅可以在现行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寻觅到蛛丝马迹而已。其实质是人类的文明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一直是在停滞的。我们自古以来，在专制和暴政下的民众是受众和强众，要么是逆来顺受的子民，要么是揭竿而起的强盗。谈到追求道德的自律和完善，我看几乎不可能。士大夫一族不过是受制或利用专制的淫威并骑在这些受众头上的利益既得者而已，本身在道德的修为上也差了一大截，更不会思考到和百姓和谐共生的问题。甚至在当今的专制社会的末路的时期，既得利益者也因为个人的私欲而置民生于不顾，谈何道德的标杆与道德的和谐共生？所以，根本谈不上道德能够回归良知。良知不是依据道德的唤醒而产生的个体的善良发现，而是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下的强制和行为。
其二，道德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道德其实就是道德者和道德追随者的一种关系，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功利性的反映，道德仅仅对人类的周边有效率，对个体来说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是人趋利避害的自私行为。从孔夫子、耶稣、佛陀等身上可以得到表现。这些人（圣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力量和魅力是人们对道德产生了敬畏，之后才能把道德观念和人生观念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原初的人们是没有道德的，其实人是没有道德的，只有那些有道德人才有道德；亦即道德是道德人的心中道德。我们必须通过圣人而道德。在没有信仰的时代，道德的沦丧是必然的。
中华在有一个孔圣人构建的人伦道德的体系下，还有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感在民众的心中；尽管，士大夫当权者仅仅是利用孔子的学说进行的道德教化而其实他们内在本质上并不在意这些教化伦理性的东西。当皇帝士大夫官僚在战乱屠杀暴虐之后，道德伦理无以为继之时，他们就会想到孔子，否则，就甩掉孔子。这样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屡次三番地上演。其实质就在此罢——道德是以封建专制者的喜好而定的道德，是为民众所制定的道德。当孔子的道德伦理观念束缚了专制者的卑劣的私欲的时候，道德就被埋葬掉了。所以，“无法无天”是专制者内心最喜欢的事情。
耶稣、佛陀等道德者树立的标杆是我们凡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当道德者苦口婆心要求凡人遵守他们的道德的时候，凡人却感到步履维艰。这是因为人的天性里的趋利性和所在性所决定的。人不可能都类似地和圣人意义一样地生存，私欲和道德良知的博弈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现实难题。在此情形下，西方先哲们的努力探究的并一路发展道如今的文明产物——现代政治制度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选择。宗教的选择也是个体凡夫俗子们的道德选择，因为在宗教信仰之中，道德的遵守相对而言要轻松的多，可以比较轻松把难题抛给所信奉的上帝或者佛祖。
但是，当今中国大地的道德沦丧，概而言之，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革浩劫使得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完全颠覆，孔子像被拉下圣坛之后，造出来的“新神”——绝代暴君毛泽东——根本不具备道德标杆的作用。反而对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等一系列诸多方面造成的摧枯拉朽式的影响是数代人的努力也难以修复和挽救的。
当那个所谓的“伟人”逝去，他所树立的“道德”标杆对后人的影响是建立起来很多大多数凡人所向往的道德追寻物（标的物），相当于英文 里的一个词语reminder。这个reminder一直扎根在那代人甚至通过现行政府的好恶以“狼奶”的形式灌输给下一代新一代的精神里面，更为可怖。这个标的物就是个人的贪欲、权欲、物欲等一系列的私欲。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的根由，而很多真正追求真实道德标杆的人却要被这个体制所不容和排斥的原因。当你真实地去做一个真人 的时候，所受到的外在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是他人难以想像到的，其实这样的人很难在这样的情势下生存，即使生存下去，也是绝对被边缘化的人。
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流俗的时代，是谎言和虚无的时代，这个时代用怎样的贬义词来形容都不为过。
而我们却要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时代的悲哀呢？还是个体的悲哀呢？这个发问其实是很多道德人的痛苦所在。
有些凡人也有自己的道德，因为这些凡人在看见过真正的道德标杆。而这却正是他们的痛苦所在。
以前，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最大敌人？”我也天真地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我们的最大敌人。”但是，现在，我认为，人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这句话里的这个“人”字是指具有巨大私欲的人，是那些仅仅为私欲得到满足而无视他人权利的某个集团或个体；为了私欲而惘顾国家前程的集团和个体；这样的集团和个体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存在的，而仅仅是为了私欲的满足。他们才是中国的最大敌人。
其三，是否有群体的道德？
关于群体的道德，就让人想起毛时代的群众运动，那样的群体道德其实质还是毛个人所建立的个人崇拜而强加给人们的所谓道德。如同希特勒的个体道德观念强加给德国人民和其他他所奴役的国家的民众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希特勒时代的结束，德国人民很快地反思了自己的错误。而我们却还让那个横虐中国的僵尸躺在水晶棺里欺骗和愚弄新生代。这也应验了一个规律：当示范者破坏而没有受到惩戒，人们对道德就会冷漠。
已故河南民间思想家殷之声先生曾经对于此类人有自己的见解，他在他的一篇《实现“民为贵”的中国文化理想》里写道：“……于是独夫民贼被打倒、被诛杀了，那些情愿不情愿这样的民众，又一齐把解放者、大救星当作自己的领导人，而将自己的一切情愿或不情愿、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托付给了自己的“公仆”们。于是历史演现了一场至今不被人觉察的荒唐剧：除了每一个时代的少数清醒者、智者外，几乎全社会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那些深知己贵的大大小小的权贵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效犬马之效。于是，丑恶、悲剧、愚暗和种种不公正统统因为这少数“知己之贵”的达官贵人和首脑领袖们自己的自私和局限，导致谬误、荒唐、邪恶而源源不断地滋生。于是人们就越来越期盼等待一个真正懂“民为贵”、“民为本”的人和群体，来解救自己，来为自己作主。久而久之，知己之贵或自己也想显贵的人，看出了门道，便利用种种天灾人祸、国难当头或种种正论危言，取那些称职或不称职的领导者而代之。“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个确乎要让人民都知己贵的革命口号，不仅没有使那些新世界的主人们豁然惊醒，反而更加昏睡在专制意识的牢笼里，让高喊“民为贵”、“人民至上”的专制末代顽主们得意妄行。”
在当所谓的“伟人”充当道德者的角色的时候，就可以有所谓的群体性的道德。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疯狂或者癫狂状态下完成自我的道德转换，从而轻易地达到“领袖”所要求的“道德标杆”位置。而道德的实质却是这样的：当圣人等真正的道德者苦口婆心要凡人追随他们的道德时， 凡人却因为情势感到步履维艰，很艰难地坚守和践行着道德之路。因为 追寻好的道德和坏的道德 纯是个体趋利地与他所在的世界的博弈行为。基督教所倡言的“爱”和“恕”之道并不是我们每个凡人能做到完美的；但是，有这样的道德标杆的存在，我们凡人就可以有了真正的道德道路和道德方向。不管这个标杆是否真实，但是上帝已经把道德的天堂给了普天下的他所爱的子民，上帝播散种子，本身就是爱。上帝宽恕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们，本身就是恕。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还能够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了天堂。
但是，希望我们心中的天堂不是来世的天堂，想像的天堂。
我希望，爱和恕，不要让我们仅仅说说之后，就去吃饭，然后淡忘……
我希望，让众多的道德追随者获得实在的思想器具，依据个体的自然行为，而不是被愚弄和欺骗的对象。
我希望，道德不再是一种历朝历代皇家权力者和士大夫官僚们的无能的救济。
我希望，道德不再成为个别无知的“聪明人”贫困的想像，不再大众嗤之以鼻的玩偶，不再成为社会进步所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成为大众自觉的精神诉求和追求。
不要让越是道德的实施起来越不道德，也不要让道德的施行起来越是不道德。
2006/3/3凌晨 于 逸风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