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近来“媒体杀人”之说不绝于耳，身为媒体工作者，不仅感到惊心动魄，更有一份深沉的悲哀与难过。
先是元月中旬，媒体披露一名大学生在捷运上强吻不相识的少女，可能被判重刑，结果这名大学生竟以上吊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学生不能承担错误，勇敢面对未来，固然难以令人茍同。但是多家媒体见猎心喜，强力播送的作法，同样在报纸投书上换来“新闻杀人”的抨击。
本（三）月初，一名国中教师被指控师生恋，更使“媒体杀人”之说广受关注。与前述大学生的结局相同，这名国中教师在媒体狂风暴雨式的揭露之下，最终选择走上绝路。外界当然可以质疑，作为一位教师，怎可对身体发肤如此轻率。但是对新闻工作者而言，面对教师父亲频以“媒体杀人”的语词，来回应媒体逼迫性采访时，难道心中不无所感？
“媒体杀人”的怒骂声，当然不会是媒体的“漏网新闻”。各个电视媒体几乎毫不保留地播出此一回向自我的批评，似欲借此证明媒体在新闻处理上的“廓然大公”。但是一再映入眼帘的“媒体杀人”指控，不但不能证明媒体的“公正”，恰恰相反的是，它鲜活地印证，为了收视率，媒体可以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对于抢收视率与阅听众的媒体而言，“媒体杀人”的新闻，同样是具有商业卖点的好新闻。
媒体果真如此嗜血？新闻工作者的确可以振振有词的说：“我未杀伯仁，伯仁只是因我而死”。可是，媒体真的未杀伯仁吗？当所谓师生恋成为一条可以大作特做的新闻时，媒体究竟关心的是此事的社会意义，还是当事人的消费价值？当所谓女学生的照片被以马赛克方式曝光时，媒体究竟在意的是“知的权利”，还是“以知为名，以窥为实”的消费手法？
或许约莫五十年前，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社会责任论真的是故纸一堆了，这些“故人们”将良知视为专业组成的要素，将新闻工作者的缺点与错误视为“社会公害”，而不只是“个人异常行为”的看法，或许可以被现代的新闻工作者视为“道德重整运动”的历史余绪。可是“社会公害”的说法，不仍然是今天在我们耳畔所常有的回声吗？
媒体对于教师与大学生之死当然没有直接杀人之责，但是人人都可能是伯仁，当“伯仁因我而死”的时候，新闻工作者难道只能说“我未杀伯仁”吗？难道真要有一天自己变成伯仁的时候，才会警觉“我真的杀了伯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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