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7日讯】身体，毫无疑问是属于自己的，在正常的状况下，自己可以支配身体上的一切零件和零件的律动：可以笑，可以哭，可以自慰，甚至可以把身体的不舒适转化为撒娇的理由。这一切都是身体的特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身体是惟一的，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特权，就是仅此惟一的权力，就是仅我具备的权力；因此，从本源上来说，身体是惟一的特权。
古典式的身体行为，依然遵循着家→家族（村落）→国（家）的典型逻辑。即所谓“家国”的传统价值观。著名的“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不过是把国凌驾于家的头上而已。遵循着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逻辑，身体是处于这个生物链的最初一环，没有身体何来家？身体和身体的结合组成了家，即使男尊女卑，但是仍然是“国家”——这一怪物的最原始的组织形态。
可是，自从儒家意识形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始，中国人的身体就被纳入到纲常的秩序之中，且美其名曰“孝经”。身体，不再是自己可控的身体，它的一冷一热，它的一抽一搐，都被归纳到道德的范畴之中：神勇之人色不变；惩罚临到的时候，身体甚至能够视死如归；最极端的例子，是凌迟之刑。视死如归和凌迟之刑，早已突破了身体承受的底线——这是两个耻辱的辞汇，它用道德律，残忍地替代了身体律。此之谓“道德杀人”。这是最可奇怪的事：身体由生物链的最初一环，转变成了生物链的最后一环。对身体的戕害，取代了对“受之父母”的身体的尊重。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关于身体的铁律，无非是死后是不是“全尸”。对“全尸”的斤斤计较，恰足以反证古代社会的乱世特征——只有“全尸”才是我所重视的，虽然我是乱世的牺牲品，但是最后的底线，是我毕竟还有一具“全尸”，在这个意义上，我并没有违背“受之父母”的严训。
“全尸”，这是回圈的中国史的全部诉求所在。
但是今天，等不及身体变成“全尸”，等不及身体变成付费不菲的火化的灰烬，在火化之前，身体开始自主地论价销售。
所谓“卖身”，必须有“买身”的需求，这就如同古代饥荒之年，“卖身”的前提是自己吃不饱，而能吃得饱的“买身”的顾主有买的需求。比如某一顾主不能生育，或者某一顾主不能生育男孩，诸如此类。这都是“卖身”可以理解的情态。
可是今天，年轻的身体开始了“卖身”。唯物主义养大的一代当然并不相信“全尸”的灵通，他们求的，只不过是现世的幸福生活。这种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遥远的乌托邦毕竟不能满足他们此时此刻的身体欲望。
那么，“卖身”，卖给谁？这是“卖身”的首要问题，也是“卖身”的终极问题。
“卖身”，正如字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卖”给“买”得起的人。否则何来“卖”？
“卖”是需要拿钱来“买”的。但是，“卖身”迥异于卖处女膜，处女膜的价格已经回落再回落，跌到了千元左右；因为处女膜毕竟只是身体的一道膜而已，即使有官员和富豪捧场，也只是金钱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处女膜是可以买到的，身体呢？
“卖身”，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局限于不得不卖的身体——并非有兴趣卖，而是不得不卖——卖身救母，卖身葬父，卖身求学，卖身乞讨，卖身求幸福生活……为什么卖？因为生存危机。凭什么卖？因为自己青春年少的身体。卖给谁？卖给能买得起的人。
谁能买得起青春年少的身体？在一个道路以目的国度，在一个在自己家说话竟然能够被锦衣卫侦知的国度，在一个在自己家看黄碟被判刑的国度，在一个被从被窝里揪出的国度，在一个因“梦奸”被判死刑的国度，谁能买得起青春年少的身体？
答案只有一个：能买得起的人不屑于买，买不起的人当然更买不起。
那么，“卖身”，卖给谁？
在我们这个国家，两千年来，惟权力至上。权力所掩映下的财富和美貌，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就像中国的富豪子弟在新西兰让当地人惊诧莫名的财富表演一样。那么，财富和美貌决不可能“卖身”，“卖身”的仅只是普通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这一“卖身”的群体，只能从同样普通的人那里获得救济，陈易事件是绝好的例证。
事件发生之后，陈易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真的不是要卖自己的身体！”那么，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很简单，她是对国家的劫持！一切的“卖身”都是对国家的劫持！因为国家主义不可能对普通人展示笑颜，它是僵硬的，惟GDP的，数据替代了一切。
还有一个佐证：所有的“卖身”事件中，国家主义一律缺席，它光鲜的脸面压倒一切；倒是媒体和公众舆论越俎代庖，粉墨登台，喋喋不休地讨论“卖身”的技术解决方案。
(2/6/200615:27)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