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0日讯】几天后，我搭计程车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颇有影响的商业代表的办公室。他叫白仁杰（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级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会议室俯瞰着长安大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被污染了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我们喝了几杯辛烷含量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烟，经过四小时，我们大致达成一个协定：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商界就密码一事举行的会议（没有本国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会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一周后，那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打电话给我。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了看我，目光阴郁，然后宣称他已经找过一位高层人士，得到了明确回答。他说：“打开视窗吧”，然后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他的点头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
“打开视窗？”我愚蠢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打开视窗。”他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加密软体，比如视窗等，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特工。的确，微软的加密软体可以保护金融交易，但也会锁定所有使用视窗的中国大陆电脑。“当解放军进入台湾海峡（这是中共‘攻打台湾’的委婉说法），中国大陆的电脑都将接收到美国卫星发来的一个讯号。一个视窗会弹出，要求输入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密码。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脑将因此而瘫痪。”
我寻思这真是典型的想像！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这就是他们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推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争辩说，这好比电影“X档案─征服未来”里的幻想！高干子弟说：“跟以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他摇摇头，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但几天后，北京的外商们决定不再坐等救兵到来。当中国大陆南方的海关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来防止仿冒）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商会，会同来自IBM、微软、摩托罗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于华润大厦顶楼的美国商会的会议室会合，我们紧急地草拟了一份联合公报，上面盖有各个商会的印章，并送达相关的中国部委。
紧张的局势开始扩大，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历史上船坚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将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日本、美国和欧洲洋鬼子联合起来想要遏制中国大陆吗？尽管刘凤鸣坚持继续推动，而且我们也一再重复所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加上同侪压力，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轻松的是从会议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全貌。后来，当我们在会议中间抽烟休息时，一位参加者半开玩笑地说，窗户外可能出现解放军的直升机，像电影“教父Ⅲ”剧情中那样对我们扫射。
几天后，事情进展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相关的澄清（实际上是在相对宽松的资讯产业部指导下进行的），缩小了密码的定义范围：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软体可以含有密码，只要它不是软体的“核心功能”。外国公司也不需要注册了，行动电话和笔记型电脑可以自由携带。当这些装置出现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务站维修。视窗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国商人可以回来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
整个事件过程令人非常好奇。当中共政权命令微软公司交出原始码，作为经商的代价，微软公司选择了抗争，非常罕见地在北京带头组成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商会在内的联盟。面对失去先进技术的不利局面，中共政权依然保留了这条规定，但对其进行了重新解释，放弃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像一下吧：由不同国家的各大公司和商会组成的联盟，在没有使馆官员的协助下，居然成功地说服了中共政权。但实际上，此类举动非常罕见。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们都不太愿意用它。
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急于介入互联网的企图，将给那些参与投资互联网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机会却溜到中共政权手中，这些外国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网景和昇昇阳电脑系统都通过支援中华网通有限公司（新华社分支机购）来帮助中共政权进行宣传的决议。为了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实华开（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联网公司）高声宣布它的网页只提供中共政权核准的新闻。美国在线（AOL）一份被私自公开的备忘录印有回答记者询问的指导原则。
这份备忘录暴露了该公司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国在线提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情报时的态度。如果决定正确，将绝对有助于中共政权加速核准美国在线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电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国在线出人意料地与中国大陆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一项重要合约（他们还为中方在美国在线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播放中国大陆节目提供方便，从此实现了中共国家电视管理高层长久的梦想）。
北电网路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监控技术市场。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进行“根管行动”（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电话通讯内容，曾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所有的电话公司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然而北电网路率先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们通过北电网路在广东的合资公司又把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转让给了中共国家安全部。
从二○○一年四月开始，监控技术在中国大陆IT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决定实施“金盾工程”；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数位网路，目的在于加强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纪录。中共政权的目的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来使用，而这些北美的公司则急于销售，结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罗拉以及西门子公司早就表示了兴趣，最后摩托罗拉公司把最先进的加密通讯系统（TETRA）卖给北京警察机关，成了大赢家。但起先最积极地催促中共强化防火墙功能的却是北电网路，它建议中共使用个人追踪筛检程式来检查网页内容，这项技术即使是在宽频高速互联网环境下使用也运转良好。
北电网路首先在上海推出了“个人化互联网策略”光纤网路服务，提供个人化选择和功能设定。但是，中共政权花一千万美元买下的这项技术却是为了从用户的IP地址找到用户的统计资料，甚至可能包括用户与政治倾向有关的资料。北电网路还推广一套数位监控系统，声称不仅可以对远端摄影机摄取的监控影像进行合成和分析，还可以对面貌、讲话和声音进行识别，相关资讯可以与身份证晶片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警察在火车站检查，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明的不愉快场面了，而是通过一种无声的仪器读取身份证里的资料（首批装备已经运抵北京）。
北电网路还成功地向中国电信推销了包裹交换设备，天安门和市内其他公共场所也已经开始使用北电网路的高点影像监控装置。据中共媒体报导，这种间谍技术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摄影机获取的影像对比网上影像和其他资料，成功地在上海火车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见合成面部辨认已经得到实现。
美国小公司和一些小国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筹。当中共公安部官员和摩托罗拉、飞利浦、杜邦及西门子等IT巨人争先挤入中国网路安全新技术展览时，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爱可信（Netfront）公司（美国加利弗尼亚注册的网路安全产品供应商，大部分产品销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电子商务资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软体卖给中共，闹得家喻户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公安部门的商业伙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间谍软体”公司提供的免费下载程式（同时也在用户电脑的记忆体上安置追踪程式）也开始出现在中共政权资助的网页上。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这些防毒公司对外解释宣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公安部要求软体上市之前，公安部必须要对产品进行测试，这实属自然。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安部曾对任何用户做过防毒测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在这种圈套面前上当过）。这几家公司还声称，他们提供的90％左右的病毒都是常见病毒，凡有奉献精神的中国大陆研究人员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也许吧，那么剩下10％的病毒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较善意的解释是中共想要利用一些西方技术和研究成果，帮助中国大陆本土的网路安全公司在市场插上一脚。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可能太急于获得许可进入市场，致使自身在中方竞争面前处于技术劣势（它们也许还不是第一批做出如此短视行为的外国公司）。但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让互联网世界在中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大使馆曾经秘密对一种木马程式（the picture.exe virus）进行监控，该程式入侵用户电脑后会把PGP加密软体的个人密码钥匙发往中国大陆。臭名远扬的蠕虫（Code Red）病毒，据说起源于中国大陆。起初，人们没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两个设在加拿大的法轮功网站发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骇客的攻击而使网路连接速度变慢（通常是DOS阻绝网路攻击）。他们只好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法轮功网站的代理服务器继续运行，但没过几天，该网站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在对原互联网IP地址和一个亚太地区互联网注册组织进行交叉检查中发现，执行攻击的骇客来自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中共公安部的地址。
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异议组织网站不断增加的攻击可能只是一种演练。中国大陆每年举行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是以“资讯战”开始的。集结来自各大军区的特种作战单位，发起针对台湾通讯系统的大规模攻击。例如，驻扎在上海的资讯战部队将负责攻击台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双重编码口令。
美国被看成特殊对手。美国在波湾战争、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的精准导向武器，令中共非常规战争方面的军事分析家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感到震惊，同时美国社会的脆弱又令他们感到兴奋。中共相信，美国过分依赖互联网是其致命的弱点。中共的先发制人将是运用电脑病毒集中攻击美国通讯和金融系统，令其瘫痪。这已是解放军作战手册中的信条。正如一本中国大陆军事杂志最近谈到的，心理战的最高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含义模糊的字眼延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思路（有些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语句）。
新组建的解放军“互联网部队”就是对这个思路的具体实践。这支部队由年轻的电脑工程师组成，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互联网进行多点攻击。中共的宣传已引导社会逐渐接受了这种理念，并以此为荣。比如在中共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大陆骇客被官方媒体当作爱国者而大炒特炒，我那些笑个不停的同事打开我的办公室电脑，调出面目全非的白宫网站；我不得不承认，克林顿头像上飘动的海盗旗展现了颇具中共特色的炫耀。
相关资讯请见：
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 – 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