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 蒋培坤：“这个党救不了了”
【大纪元12月11日讯】说上面这句话的，是一位已85高龄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他就读于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该校讲师。两年后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了一名记者，期间接触过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共要人。之后，他又转赴延安，仍然从事新闻工作。中共建政后，他转到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的资深教授。在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他涉嫌罹祸，被定为该‘集团’的骨干分子，整整坐了20年共产党大牢，直到“文革”结束，才获释“平反”。
这个老共产党员是谁？他就是谢韬。上面引述的那句话，就是不久前他在给人大老校友丁弘的一封信中说的，原话是：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引自谢韬：《给丁弘的一封信》，原载《动向》2006年11月号11/17/2006）这可谓一位饱经忧患者的切肤之言。
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位思想者，最近他终于打破禁忌，在海外媒体和网站上一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另一篇就是《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给丁弘的一封信》。由于这两篇文章出自一位历尽磨难仍然对共产党忠贞不二、如今却感到绝望的老人之手，所以不能不引起海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和议论。
这里，我先按下有关评论不表，先说说我心目中的谢韬其人。
上世纪70年代末，谢韬劫后复出，并于1982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人民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四年后任满，终因生性耿介，脱不了知识份子身上的那一股“书呆子气”，难以适应在人民大学这类党政干部一统天下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遂于1986年离开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该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两年后离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学定居。
在谢韬任人大常务副校长期间，我与他曾有过一些接触，但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与谢韬的真正交谊，始于1989年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那时，北京实行戒严已有多日，军队已兵临城下，危机一触即发。那天傍晚，人大东校门广场人潮如涌，人声鼎沸，大家都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降临。随着暮色渐暗，很多家长穿梭于人群之间，寻找失散的孩子，有的则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外出的孩子能尽快归来。在这个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的人群里，就有我和谢校长。我等候我的儿子归来，他等候他的孙子归来。他身体不好，柱了一根拐杖，就站在我的身旁。开始我们还说话，议论一些学潮的事，后来听说戒严部队开枪了，也就再顾不上说话。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的东校门。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惧、担忧甚至绝望之中度过的。
第二天清晨，终于等到了结果，谢校长的孙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个共同记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来往渐渐多了，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老头，既善解人意，又豁达开朗。然而，89年那一场空前惨烈的劫难，不仅给我、也给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托人捎话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精神状态稍稍好转后，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说话不多，多半是面对面地坐着；有时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点。那年5月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采访，驳斥了李鹏散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谴责了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我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整肃物件，很多原来同情过我、甚至来家里看望过我的师生、同事和朋友，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回避我，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也宁可绕道而行。然而，谢校长却不，他从别人的议论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他听我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然后爽朗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做得对！做得对！丁子霖，真没有想到你还说得很有分寸的。”他松了一口气，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没有错，我放心了。”看得出来，他赞同我的做法，却又担心我遭到进一步的整肃。为了宽慰我，他常常对我说：“学生是爱国的，没有罪，这个案一定会翻过来。”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体。那时，他似乎对重新评价“六四”很有信心。也许，这是从他从劫后重生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个“乐观”的判断吧。
此后，我和一些难友开始了寻访、救助其他“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同时联合这些受难者投入了群体性抗争。由此，我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愿意接触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谢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总是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向他介绍寻访死难亲属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从我的介绍中，记住了一个叫“吴国锋”的名字，因为这位死者是他的同乡，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时候去看望这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终于，在几年前他回成都的时候，把那位难属请到了他的寓所，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95年秋，我和我丈夫在无锡乡间寓所被抓走，并被秘密关押了43天。我们获释后回到北京，他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他看到我们安然无恙，很高兴，详细询问了我们被关押期间的情况。当然，又少不了一番鼓励和安慰。这次见面，他向我要去了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在以后的几次见面中，他多次谈到这本书，说这是一份有关“六四”惨案的铁证，是一份值得永远保留的历史纪录。他问我还有没有存书，他要分送给一些老朋友。他提到了胡绩伟先生的名字，说胡先生曾托他向我要过这本书。后来，我从他那里知道，这本书他还送给了其他一些老朋友，其中有李锐先生和李慎之先生。
令我感到终生遗憾的是，在李慎之先生生前，我始终未能与他见过一次面。记得在2003年年初，也就是先生逝世前不久，李先生曾托谢校长给我捎信，说希望我能与他见面。当时我已经买好了南行的车票，抽不出时间去见他了。于是谢校长对我说，这次不能见面不要紧，今年晚些时候朋友们要为李慎之先生做80大寿，我带你一起去祝寿，这样，一些老人你都能见到了。没有想到，还未等到我从南方回来，李先生就仙逝了。
谢校长在共产党里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常常会面。有时，他邀请这些老人一起去成都聚会。每一次这样的聚会，他都要给我们说上半天。给我的印象是，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人，相互间有很深的友谊，岁数那么大了，还是那样忧国忧民，总想着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出一把力。他们的拳拳之心，令我肃然起敬。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老人也都很“天真”，他们总是“往好里”去想、去看一些人和事，因此不免在无意间传播一些“善意的幻想”，我就常常从谢校长那里听到过这类“幻想”。比如，他总是对我说，“六四”一定会翻案的，只是急不得。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他常用浓重的四川话这样劝慰我：“丁子霖，再忍耐一下！”他指的是江泽民虽然当了总书记，但还有邓在后面垂帘听政，还做不了主。后来邓死了，仍不见江有什么动静，他又说了：看来江也不行，他是靠“六四”上台的，“丁子霖，再忍耐忍耐！”后来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又对我说，现在胡还没有站稳脚跟，再“忍耐忍耐吧”。再后来，他不再要我“忍耐”了，他说胡锦涛要向朝鲜、古巴学习，看来也没有希望了，只能等到接替他的人来翻“六四”这个案了。这种“善意的幻想”，也常常表现在他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上。
时间长了，我也常常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这些老人总是把眼睛盯着中共高层的动向，总是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党魁的身上，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参加到民间反对力量中间来呢？尤其是近年来，国内曾发生过多次有影响的连署活动，如杜导斌案、师涛案、东洲血案等等，我曾多次想说服谢校长参加这些连署活动，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老人的人生经历、所处位置、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毕竟与民间异议者有很多不同，一来，不能强求他们去做后者想做而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能够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就已经上好了。二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从体制内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方式更有效。
然而，也有令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时刻。那就是今年2月2日，李锐、胡绩伟、江平、朱厚泽、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彭迪、戴煌等十三位长者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中共当局的“恶性新闻管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跨出了一步，而且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我相信，他们说的话对于国内民众尤其是“体制内”的人来说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十三位签名者中，何家栋先生也于不久前逝世了，我回忆起曾经与何老的接触，不禁黯然神伤。我觉得对这些老人的任何苛求和不敬，都是很不应该的。
──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