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10月8日，著名史学家辛灏年应邀在蒙市的康戈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做专题演讲——“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从历史角度指出了“两个中国”这个问题的由来，并通过对中共的“专制共和国”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性质的解剖，畅谈中国的命运和台湾的前途。下面是辛教授演讲中“两个中国的性质、历史与命运”的第一部分：
一、欧洲四大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
要说清楚两个中国各自的历史和命运，我以为，首先则应当从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性质和共同命运，来看第一个现代中国——大中华民国的性质和命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参照物”，我们便能够一眼看清现代两个中国的性质和命运，而不会再受蒙骗和欺骗。
那么，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性质和历史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就共同性质而言，一言以蔽之，都是顺应人心潮流、推翻了专制才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其中，以“推翻君主、走向共和”的“直截了当共和”为多，以“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为少。但不论是不要君主的共和，还是要留君主的共和，都如孙文所言，“均为革命之所赐”。因为，没有共和革命，君主不会被推翻；没有共和革命，君主也不会向人民让步。
但是，欧洲的几大共和国，却不是一推倒了君主，就实现了共和、保住了共和、甚至是永远地拥有了共和的。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自序”中所说过的那样：“……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
这就是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命运，而且是世界所有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所呈现的共同政治现象。显然，孙文推翻满清而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也不会例外。
二、大“中华民国”的性质和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叙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艰难共和进程，以与欧洲四国的共和进程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了。而我之所以要在中华民国这一共和国号的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明确地说，一是有根据——孙文就任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就职宣言，其落款就是“大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文”；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时所发表的一些文告中，也曾数次署名“大中华民国”。二是为了区别近二十年来，已经对中华和中国愈来愈走向“离心离德”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藉以排除台湾“分裂”和“亲共”两大政治实势力对大陆人民反思我大“中华民国”、直至决心重建我大“中华民国”的不应有干扰；三是有利于中国大陆人民重新认知亚洲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的进步性和重要性，以确立对亚洲第一共和的信念，和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和统一的信心。
先说大“中华民国”的性质
与欧洲四大共和国一样，都是顺应人心潮流，推翻专制、结束帝制而创立的共和国家。而在亚洲，则是第一个开始走向共和的共和国。因为，中国曾存在了2100年的君主帝制因此而结束，一个少数部族对全体汉民族的二百六十年专制统治被推翻；中国在政治上从没有总统、国会、政党，到有了总统、国会、政党，其中仅在民政部注册的自由政党就达85个之多；中国从只有晚清的专制改良型经济，到终于可以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建国之后短短的八年间，其产业投资总额已经超过晚清改革开放四十年投资的总和； 中国从人民只能享有有限度的思想舆论和出版自由，到思想舆论出版自由的全面开放，辛亥之后的人民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上可以批评总统，下可以揭露时弊，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仅仅八十三天就只能被全国人民“气死”的根本原因；中国从文化的相对自由，终于走向了对多元文化的大开放，白话文运动发动在辛亥之后，新文学运动成功在辛亥之后的不争事实，已对此做出了最有力的证明。而这一切，都是在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复辟”扫荡得干干净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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