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学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掉入陷阱的中国转型：发展专制体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杂志）》发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国崛起的黑暗面）》，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深层的症结。最近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连续举行了几场讲座，笔者作为听众，根据现场记录和网上有关资料作如下综合报道。
经济和政治改革掉进“陷阱”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革命巨变，现今的经济总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还微不足道，如今它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耀眼的经济数据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的话，那就错了。不管“经济发展引起政治改革，导致民主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引起政治渐进改革”理论，还是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找到的都是负面证据。这是为什么？
国家核心垄断，市场经营效率低下，经济利益靠国家支配，这就不仅是政治转型堕入“陷阱”，经济转型也堕入“陷阱”的缘故；即一党专政导致的掠夺型的“陷阱”。八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讨论并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蓝图。今天，政治改革成了禁区。发端于八十年代的加强人大、乡村选举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等，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不但停滞而且后退。这有三方面原因：
一，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为非法执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据”，从而为反对政治改革制造了最佳借口。二，在专制体制控制下，巨大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得以转变成经济利益，并对经济资源实行控制。统治精英们知道，现在失去的不仅仅是政权，而是失去经济资源。经济发展了，税收多了，反过来又为统治集团的提高控制能力创造了条件。三，统治集团为适应新形势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有选择的镇压；拉拢收买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家，形成了新的社会精英联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良心刘宾雁、方励之没有了，知识分子从中共的对立面，成了九十年代后中共坚定盟友，工农这两个传统的盟友被中共抛弃，成了边缘化、赤贫化的弱势群体。
可见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码在短时期内是如此。知识精英一旦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合成利益同盟，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发展就陷入了“陷阱”。
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及其失败
渐进改革忘了为什么要搞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是在后意识型态的政权里进行的，统治精英为了政权的安全，采取了两个措施：一靠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即使用暴力。但仅靠暴力不够，还要有一个“利益联盟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让忠实追随者得到实惠，把追随者牢牢地绑住。这样政权便稳固了。
渐进改革有个内在矛盾。按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越高越好，因为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市场化使后意识型态国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胁，于是他们就抵制市场化，因市场化削弱了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因此“渐进改革”成了共产党唯一的选项：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分是大块，是核心；这样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资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细观察发现，放的都是租金不丰厚、竞争厉害、利润薄的行业；最终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丰厚部分，如金融、保险、电讯、钢铁、运输、能源、自然资源等资本密集的行业。
为阻止这些行业开放，统治精英会显得异常诚实，他们公开承认：“这触及到我的部门利益啦！”经济利益一牵涉到政权稳定、生存问题，谁也就不敢拍板。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响的行业，如果有改革的勇气，就要开放银行金融业；把干部任用权由中组部移交给董事会。但是计划经济是中共政权的生存基础，所以共产党就是抓住不放；银行是私人金库，批个条子十亿、五亿，也不用还。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形成了政治联合体。
另一面，渐进改革之行业内部利益与政权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行业只看个人、小集团的短期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垄断行业，腐败越严重，漏洞也越大。除银行体系外，粮食流通体系也非常腐败，坏账几千亿元。渐进改革是后意识形态政权的生存之道，但又与行业内的人有利益冲突，于是渐进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实际上渐进改革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是倒数第三，低于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转型时期会出现掠夺型政权
国家既可能是发展的推动者，又可能是对社会掠夺者。在专政体制下权力缺乏制约，国家容易成社会的掠夺者。
一，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人关系来解释，转型过程中产权分配，一旦出现产权下放，精英掠夺就会出现。二，转型过程中由于权力下放后上级对下级监督失灵，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委托代理这一层面上，主要是监督成本过高。三，在转型过程中，突然出现退出机制，则影响成员对集团的依赖和对将来的预期，使成员在最短时间内把投资回报最大化，把对政权的投资提前兑现。最大化之后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国、欧洲去了。四，总体意识型态变化，地方政治精英利益最大化就是对社会实行掠夺，产权下放，他们掌握资源多了，加上监督机制失灵，掠夺的风险很低。根据中组部问卷调查，基层官员对共产党基本意识形态根本不了解，连四项原则内容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什么信仰。这种心理变化、体制约束失灵，权力分散，从而导至疯狂的掠夺性行为。
集团性犯罪腐败、结构性腐败最具危险性，这是把政府的公权小集团化了。黑龙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员，包括省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长、高级法院院长以及十三个省委领导中的八个。沈阳、福州等三十多个县和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的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湖北襄樊市一个案件中七十多个官员涉案，其中县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败的国家政权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现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卫生、环保一系列都出了问题，因为统治精英只为自己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打破这个困局几乎毫无办法，为了巨大利益，为保护分利集团，中共总是强词夺理地说它如何伟光正，证明现状是如何最合理。
改革已无法爬出“陷阱”，这就是中国今日的困境。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