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何宾采访报导）新年第一天的曼哈顿圣马可教堂，一年一度的纽约马拉松诗歌会正在进行；在直至午夜漫长的接力朗诵中，一位位诗人咏出自己最佳的诗篇，抒发着对人生、社会、自然的各种感悟。傍晚时分，出来一位持华语的朗诵者。他以激情的音调、极其奔放的肢体语言表达出《野兽》、《白日将近》两首不同时代的作品，顿时吸引了现场西人为主的所有听众。翻译完毕，听众对他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西人主持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曾受多次监禁的中国诗人黄翔，诗中讲到了“文化大革命”。
在朗诵会中途休息期间，记者对黄翔作了简短的采访。诗人谈了自己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一些看法以及创作的感受。
黄翔的创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中有数百万文字的作品，其中有三百多万字留存下来。出生“地主、官僚”阶级的他从小备受歧视，却从没有停止过对创作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因此在和专制暴力政权的较量中曾先后六次身陷囹圄，还受过数不清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从安德鲁爱默生的《诗人英雄》 (Poet’s Life, Hero’s Life)中读到，黄翔这次朗诵的诗《野兽》也是他对一次被批斗中受到毒打的记忆，但诗人从中发出“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的不屈之词和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
黄翔的作品至今在大陆还是禁区；他唯一曾被大陆出版社接受的诗文选集《狂饮不醉的兽形》刚印出就遭当局封杀。然而，他那些没有被当局销毁的诗文已在海外出版、流传。诗人也在海外受到欢迎，有了他新的读者群。鉴于黄翔对中国现代诗歌文学的影响，国内“正统”学者的论文中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名字。但除了说明他作品有多少，被翻译成多少国家文字外，总是以各种方式淡化他代表那种反抗性地下诗歌的影响。
在采访中，黄翔谈了对80年代大陆曾流行一时的“朦胧诗”的看法。他强调，研究属于那个年代作品，就必须提到那个年代的地下诗歌，那是诗人们在极其恶劣环境中对自由理念、独立创作的坚持，也是和专制主义党文化分道扬镳的最早标志。而那个时代后期的“朦胧诗”只是专制的产物，是那些作家对专制妥协的结果。
1978 至79年间，黄翔和同伴自贵州几次北上，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前朗诵自己地下创作的一些诗篇，发出终结专制的最早呼声。期间，他们组织大陆第一个民间自发社团“启蒙社”，创办第一份民刊“启蒙”，提出对毛的否定，要求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且呼唤东方的文艺复兴。这被看作中国民主运动与新诗潮的第一把火。除了剥夺作者的人身和写作自由外，当局对这些直指共产专制的作品绝不会任其扩大影响，要对直至文化学术群体的整个社会结构施压来消除或减少这种对它们最直面的反抗。
与此相比，那些回避政治现实的朦胧诗则相对来说更能为官方所容纳，所以“朦胧诗派”的一度流行用黄翔的话就是“政治参与诗歌选择”的结果。目前大陆学术界的文学史论述中还把文革时代诗作代表写为红卫兵诗人“食指”等，故意忽略“黑暗诗人”黄翔等人的影响。黄翔认为这是企图持续对青年人的欺骗；与专制同盟的知识界犬儒们一直在用学术和美学这两块遮羞布为官方装饰，试图为官方消除任何对这个体制本身的挑战。
谈到对他本人影响最大的诗人，黄翔首推美国诗人惠特曼，黄翔自己也被人称为“中国的惠特曼”。在他自述中读到，“少年时在祖父母家阁楼里父亲留下的大量藏书中，发现父亲青年时代一本《文艺日记》中惠特曼的‘青春是美丽的，而老年是更美丽’的诗句，从此朦胧崇尚智慧。”黄翔表示，这种启蒙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惠特曼所经历的孤独。惠特曼四十年不为人理解，最后却开创性地改变了美国文学的方向，这也是一直追求个体生命自由意识的诗人黄翔人生历程中的动力。
到了海外，黄翔的中文诗歌并不缺乏知音。除了学术界朋友帮助黄翔翻译、出版他的诗文集外，黄翔的诗歌还受到很多普通大众的欢迎。前年十月起，黄翔应邀担任宾州匹兹堡市首位“驻市作家”。在这期间，黄翔和爵士歌星奥利吾‧雷克 (Oliver Lake)同台诗歌，反响甚大。目前，黄翔正在匹兹堡大学开设有关中国诗歌的课程，覆盖《诗经》、唐诗、宋词，一直到现代新诗。
去年访问意大利期间，黄翔在威尼斯大学的诗歌朗诵吸引了数千听众。马可波罗的故乡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生爱好，他们也把这种喜爱倾注在对黄翔的诗歌上。他朗诵的诗还在 佛罗伦萨世界诗歌大会上迷住了无数不懂华语的人们，黄翔自己也为他们对中国人文的认同和热爱感到激动。
黄翔认为，他的诗之所以能受西人喜爱与他朗诵时独特的风格和肢体语言密不可分。他的朗诵不是过去文人那种吟咏、唱和，而是全身心发出的“啸诗”，其狂放可比魏晋之阮籍。从中可看到原始楚文化的特质，也让人感受到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气的力量。
黄翔还饶有兴味地谈起中国人在海外的文化传播。西方公众首先接触到的是中餐“食文化”，然后是类似纽约地铁里民间艺人的“民乐文化”，最后一定会接触到中国真正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他身上则是力图通过他的诗歌，书法和其他媒介，全方位的展示给西方人士。
“中国文化本身已到了将再度复兴的时刻”，黄翔这样断言。他指出，这个复兴在许多方面已现端倪，在人性、人道方面先声就是高智晟律师那样的勇士。黄翔在近作《挑战暴虐的圣徒》中赞扬高律师是“真正的民间精神的体现者”，称赞他一目了然的拉开了专制的黑幕，直指那个体制的邪恶本质。
同样，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先驱者，承当起中华文化复兴的重任。在这个伟大复兴的同时，历史的黑暗也将面临最后的审判。这个时刻正在我们期待中到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