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夏令营——俺的一九八九之后(8)
8、深入虎穴
借着夜色的掩护，我抄近路去火车站。
我打算坐火车先到哈尔滨，再坐直达快车到北京。到北京下车后直接去北京医科大学，争取找到王嫱，她肯定会帮助我的。即使她不能同美国使馆直接交涉，也可以通过她的同学老师或朋友，与民运人士取得联系，再通过美国使馆，安排我的出逃事宜。
也许几天以后，我已经大摇大摆走在灯火阑珊的纽约街头。到那时，共产党想抓我已经晚了。我也将成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真的与严家其诸公建立联系，正式加入民主中国阵线，从事职业的民运革命工作。
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仿佛上了火车就可以直达美国似的。
走着，走着，我渐渐地冷静下来，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产生：到了北京准能找到王嫱吗？找到她就一定能够帮上我吗？逃往国外是那么容易的吗？自己乃无名鼠辈，谁会相信我的民运人士身份？我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正受官方的追捕？
除了这些问题，我还想到目前的形势是否到了非跑不可的地步。从苏所长讲述的情况看，铁生的信似乎只写了我跟民阵有联系。如果他在信中写了我在哈市参加“工自联”，以及在县城组织游行的事，并附上《民主导报》，那公安局就不用再四处调查了，肯定直接把我抓起来。
是不是事情不像我想得那么严重？铁生可能只想出口气。假如他想往死里搞我，何必写信呢？直接去公安局揭发岂不快哉？而且老苏头说检举信是匿名的，可见铁生有所顾忌。
去年六月九日，我置哈市民运弟兄于不顾，自己先开溜，已经使自己的良心受到了强烈的谴责。这次我又偷偷摸摸仓惶鼠窜，欲置亲人同胞和战友于不顾，算什么男子汉呢？
退一步说，即使真能逃到国外，我只不过是个小虾米，于民运能有什么贡献呢？我的价值恰恰在于我在国内，我可以明里暗里跟共产党直接过招。就算真的被抓被判了，我也是响当当的铁骨英雄啊。
快到车站了，我停住了脚步。
不能走，要采取主动的行动。国安局不是在调查吗？明天我就去找他们，要求他们还我清白，一来为试探虚实，二来显示我的无辜。如果他们业已查清真相，当场把我抓起来更好，省得彼此都麻烦，落得个痛快。
我想像着：明天我一踏进公安局的大门，立刻扑上来一帮子公安抓我，我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一甩长发从容赴监，像革命样板戏里的李玉和一样——哎呀，真是忒他乃乃的牛逼了！
我毅然转身向回走，满怀悲壮慷慨，当然也有一丝的侥幸心理。
回到家门口，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我没带钥匙，敲了敲院门，没有反应，可能妻子没听见。
我攀上院墙，跳进院子。屋里的灯已经熄灭，可能妻子已经睡了。
我轻轻敲了屋门，也没有反应。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我趴在窗玻璃上向屋里看，窗上没挂窗帘，借着月光，看清妻子和宝宝躺在床上睡觉。
我再敲窗户，希望能把妻子敲醒。敲了很多下，她仍然在睡。
我有点生气了：刚刚才生离死别，你哪里有心思这样呼呼大睡？简直没心没肺嘛！
我知道有一扇窗子里面的插销没有插上，就推开窗子，纵身跃上窗台，然后跳进屋里。
我刚站稳，妻子猛然像诈尸一样从床上跳起来，啊啊大叫。
我赶紧说：“是我，是我回来了！”
她一下子坐在床上，哭哭啼啼：“吓死我了，我以为警察进来了！”
我跟她解释说：“我敲门了，敲窗子了，你都没有听见。”
她继续哭，不知是被吓坏了，还是因为我回来了高兴的。
第二天早晨，我带上昨天晚上逃跑时拎的皮包，骑上自行车，直接去县公安局。
国家安全局跟公安局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在一起办公。
公安局的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找王局长，门卫告诉我在二楼。
王局长曾任县交通局长，与我有过一面之交，我决定直接找他。
王局长办公室的门敞着，他正低头写东西。
我恭恭敬敬地叫：“王局长。”
王局长抬起头问：“你是那个单位的？找我有什么事？”显然他已不记得我。
我说：“我是老灯。听说国家公安局正在查我，我想过来说明一下情况。
王局长和气地说：“国家安全局归陈局长管。他在隔壁，你去找他。”
我诺诺告退，去隔壁陈副局长的办公室。
陈局长见了我，表情戏谑地审视了我一番：“你就是老灯啊？爱写诗？有点儿才？”
我笑着回答：“诗，早就不写了。才，原来也没有。”
他没再说什么，带着我来到二楼最里面的政保科。政治保卫科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办事机构。
陈局长拉开政保科的门，让我进屋，他转身走了。
政保科的屋里坐满了警察，正在开会，烟气缭绕。
一个矮个子中年人站起来，向大伙介绍我说：“他就是老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的。
坐在门口的一位年轻警察指着中年人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李科长。”
我向李科长点点头。
年轻警察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你抽烟吗？我们正在开会讨论你的问题。”
我说不抽烟，谢了他。
从年轻警察的表情看，问题不严重。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李科长走过来把我拉到门外，威严地问我：“你来干什么？”
我说：“来投案的。不是有人写信告我吗？你们直接把我关起来吧。”
李科长说：“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等我开完会再找你谈。”
说完他进屋开会去了。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
没过几分钟，政保科的会散了，一些警察陆续从屋里走出来。
那个年轻警察过来叫我：“你进来吧。”
我拎着皮包走进屋里。
李科长正襟危坐等我。
那个年青警察挨着李科长坐下来。他自我介绍说姓那，显然是满族人。
李科长要我坐下。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隔着两张办公桌。
李科长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调查你？”
我说：“你们大张旗鼓地四处调查，我能一点不知道吗？我知道有人想整我，如果那封检举信举报属实，证据确凿，你们就把我抓起来吧。我今天也不想回去了！”我把皮包推到他们面前：“我连衣服牙具都准备了，直接进监狱！”皮包里的东西是昨天装好，准备逃跑用的。
小那拿过皮包翻了翻，掏出那本《血色黄昏》看了看，嘲笑我说：“靠，你想得挺美啊！真把你抓起来，还让你带书？真是个书呆子！”
李科长说：“的确有人写信给我们，检举你有政治问题。但你要相信政府，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我假装义愤填膺：“就是有人无中生有，想整我。我得罪扫黄办的人了，我知道。他在我的商店看到一本严家其的书，要抄走，我不让，当场闹了矛盾。他为了搞我，就说我跟国外的反动组织有联系，还说我参加什么中国民主战线。这不是诬陷好人吗？”
小那纠正我：“啥中国民主战线？是民主中国阵线！”
“对，民主中国战线。”我故意两次把民阵的名称说错，使他们产生我不了解这个组织的错觉。我说：“再说严家其的书也不是我的，是别人借给我看的，还是正规的出版物。我那里又不是书店，他有什么权利去我那里横整？看严家其的书，就是跟民运有联系，这是哪家的逻辑？”
我竭力把事情的起因归咎于严家其的书，再次让他们产生错觉。
扫黄办的孙某因为那本书跟我起过争执，他为了报复，把我与反动组织扯在一起，这样解释比较有说服力。孙子唉，你可成全灯爷爷了！
李科长严肃地说：“这件事我们听说了。但人家是政府执法人员，在任何场合下，都有权检查有问题的书刊。不管横整竖整，你都得让人家整！”
我装作委屈地说：“那抄书可以，但不能说我有政治问题！我这样受冤枉，你们得给我支持公道！你们得查出是谁告我的，我要去告他个诬陷罪！”
李科长生气了：“你懂什么叫诬陷罪？现在写信告县长、告县委书记都不是诬陷罪，告你一个小白丁算什么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还是那句话：是假的真不了，是真的假不了！”
我索性耍赖：“那我就白受冤枉了？你们就不给我平反了？”
李科长不耐烦地一挥手：“你爱去哪儿平反就去哪儿平反，别在这儿跟我说这个！”
小那叼着烟卷，似乎强忍着没笑出来。
我假装恼怒，起身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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