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任纹仪台北特稿）中国劳动社会和保障部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所得差距快速扩大已达危险程度，如果情况持续下去，五年后贫富差距将可能危害社会稳定。中国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与经济快速发展及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有关，唯有彻底解决才能避免社会动乱。
根据陆委会委托学者的调查，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中，五千万人拥有千万人民币以上资产，但两亿人生活在贫困中；中国最富有家庭与最贫穷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比例相差三百五十九倍。
另外，从国际上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指标观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为零点四五，学者研究出大陆城市人均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零点五六一，这些数字都已超过合理的限度；如果达到零点六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两会”前夕，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调查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其中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现象位居首位，而此一问题也是每年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经常提出的话题。
显然，贫富差距扩大是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问题；而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大陆民众更明显感受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
过去，实施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说是均贫社会，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部分民众才开始富有起来，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贫富不均就此扩大。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但实际上先富起来的收入并未依照当初的设计进行有效分配。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沿海省份及城市居民享有政策优惠，但内陆省份及乡村居民却受到政策性歧视，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绝大部分却是构筑于牺牲农民应得利益之上的成果，例如农产品及日常必需品长期以来价格偏低，农民利益受损。
学者研究指出，大陆农民生产经常不敷成本，生产每一公斤都要赔钱，等于是“种的越多，赔的越多”，但九亿农民所牺牲的利润却被转移到城市，藉以维持城市庞大的发展力。
中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沿海与内陆间、城市与乡村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差距。据世界银行评估，大陆多达两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尤其是住在中西部、山区、偏远地区的农民最贫困；城镇贫民则以下岗和失业工人为主；另外私营企业主和党政干部是主要的富有族群。
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当城市的富豪们坐在饭店的包厢里吃着几万元人民币一桌的佳肴时，中国西部深山里的母亲们也许还在为孩子的学费而发愁。目前中国最昂贵的豪宅坐落在上海，这栋房子售价达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但同时大陆各地仍不时传出因抗议房屋拆迁无家可归以致上街头抗议的事件。这些两极化的现象正不断在现今中国社会重复上演。
此外，中国贫富差距也与社会不公及官员腐败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表示，如果中国底层民众普遍把贫富差距归因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及为富不仁，包括腐败、巨额偷漏税、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等行为，中国社会风险与矛盾就会大增。
贫富差距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已在各地不断产生。一些学者专家表示，中国广大贫民多年来形成“仇富”心态，以及社会对立情绪逐渐累积，随时都有可能冲击社会稳定。另外，贫民为求生存铤而走险的犯罪情形越来越多，或只为发泄不满情绪，对大陆社会治安构成威胁，成为社会安定的不定时炸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吉认为，贫富差距过大的背后是社会公正被伤害，将诱发或加重失业率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等社会风险，甚至使个案的社会问题和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和风险，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胡温”领导上台后，连续两年把“一号文件”的重点放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但年来大陆各地仍然爆发连串农民抗议征地补偿不公等社会动乱，其中以去年底四川省汉源县十几万人不满电厂征地补偿而公开抗争的行动最为激烈，显示出大陆农民工生活状况仍未获得改善。
近期，无论是大陆或海外的学者专家都指出，要保持大陆社会平稳，安定民心，“胡温”领导层必须极力缩小贫富差距，否则，他们提出的“以民为本”、“和谐社会”将会沦为空泛的口号，本身政权的稳定性也可能受到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