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新中国需要有新构思》

学者因身置大陆，点评的字里行间，多少还存有一些不平之气，请读者理解和批评。

正文：

　　拜读大作《新中国需要有新构思》（题目似应改正为《创建新中国需要有新构思》才不致词不达意），想与作者细柳营先生交换意见，遂成此文。文章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引号里的你的原文；一是括号里的我的评驳。

其一﹕“推崇孙中山 的中国民主理论当然是无可非议，为大家同有的共识。”（我们要以这个“无可非议”的“大家同有的共识”作为谁也不能违反的共同纲领，来辨析我们相异之外的是非。）

其二﹕“而如辛先生这样如此（？）推崇蒋介石着实是令人吃惊。”（其实，你只要读了辛先生的书，就会明白，辛先生早已“吃惊”在先，幷预料到读者会吃惊。像你这样学习《中共党史》“获得全校第一”的人，比起别人的“吃惊”来，恐怕会加一个“更”字。

其三﹕“我们阅读历史，也应该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面对历史的事实（对！），而不是以个人的情感和需要随意作拨高夸耀或贬低剔削的炒作。(这可就说得不对了。“阅读历史”怎么能进行什么“炒作”呢？只有宣传历史或如你写“简评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一书”，才有可能“以个人的情感和需要随意作拨高夸耀或贬低剔削的炒作。”)“而辛灏年书中所缺乏的也正就是这点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依我看，辛灏年不是，你是。因为你在文中居然会说“江泽民也有一部“民主”的宪法，虽然上面还有“四项原则”，但那仅是暂时对付腐败集团“太子党”的一副安魂剂，事实确实是如此。”──事实是你对江泽民也太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你把他涂抹得也太好美好了些罢！）

其四﹕“辛灏年的书中至少有三个原则问题值得置疑和商榷。其一：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蒋家王朝的许多腐败其实已是历史的定论，而不完全就是中共的刻意的宣传。”（我们不知道对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这个“定论”是谁做的？是你还是中共？看你的用语，显然还是中共的那一套话语，是照着中共的定论来“定论”的。我倒是劝你多读一点我们大陆学界对现代史的许多反思著作，这样你才会知道，你所说的“定论”，正在被怀疑、被驳斥、被推翻，是“定”不下去的了。这才是《谁是新中国》一书所依赖的事实基础和历史基础。当然，如果你还要满脑袋地按照共产党那样“定论”下去，甚至还要学着共产党一样，要对蒋介石继续地栽赃下去，那就是你的事了，与辛灏年何损？至于你企图通过三个例子来证明共产党和你对蒋介石及蒋家王朝的共同“定论”，甚至还要扯上魏京生“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么”，扯到“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精英领袖们”，更扯到“听友人说高先生〈指辛灏年先生，辛先生本名叫高尔品〉的身体不是很好”，就实在有些令人感到你这个学医的在写文章时是不是有些昏然不清。当然，你那一句“辛灏年不懂，在军事上一贯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呢！”才真正表现了你的市民心态。因为楚汉之战，项羽虽是失败者，却被世代传为英雄，虽然是悲剧英雄，他得到的依然是历史和人民的尊敬和惋惜。蒋介石亦然。）

　　其五﹕“辛着非常推崇的是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从字面看（你想从什么看？还能从什么看？）或许这个“宪法”确有许多民主的词汇……他甚至说“……能与美国的宪法相媲美”（首先，你想用挖苦的话来贬低“这个宪法”，就已经陷入了评论不公。其次，胡适确实评价说这部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民主，你有些少见多怪了。再就是，从你文章的字里行间来分析，找不出你说《中华民国宪法》本身一个“坏字”，倒是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你毕竟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你还是要说，从“历史的真事实出发，我们就看出蒋‘民主’的虚伪性，专制的真实性”。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中华民国宪法》就算是无可指摘的好宪法，坏就坏在蒋介石没有实行它。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第一个层次说，既然你都说从字面上来看“是好宪法”，那末，辛先生推崇这部宪法就是完全正确的，无懈可击的。至于第二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参照系，然后进行比较，最后来评质的优劣、量的多寡。因为，若与美国比较，在宪法的实行上，恐怕蒋介石本人也是甘拜下风的。若在同一国度内，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进步派”相比，这就用得着你说的那个词语，叫做：“相去甚远”。因为毛泽东对宪法，已经不是实行不实行的问题，而是破坏、任意糟蹋的问题。例如刘少奇，他是根据宪法，由人大代表“选出”的国家元首，毛泽东个人就可以罢黜他，让红卫兵拳打足踢他，最后把他残酷地迫害至死，死时白发二尺长！然后由林彪继承他的权位，竟然写进宪法里！宪法成了何物？按民主的理念，你下届是否当选，犹属未知数，怎么能连接班人都“法”定下来了呢？其实，远在1947年储安平在《观察》杂志发表政治专论，近在2003年叶剑英的干女儿戴睛接受新世纪电视台专访，时间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两人异时、异地、异口同声说：“国民党的民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对此，你的意见如何？同理可证，你说的专制独裁和腐败是蒋失败的原因，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只要把你的论点放进实验室中，将中共作为对比组，我们再来看化验结果，就会知道，中共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到了何种程度！蒋介石与之相比能有资格称作“小巫”吗？但中共为什么不失败呢？而反贪污腐败，反专制独裁的伟大的“六四”运动却惨遭失败了！可见还需要再对另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因子来进行实验才行。）

　　其六﹕“他（蒋）将 ‘杂牌军’ 放到内战的第一线，企图利用中共的手来消灭这些异已（你倒是说说看，杂牌军应放在第几线？“嫡系王牌”都是在第几线？）不想人家调转枪口，成了葬送他 ‘嫡系王牌’ 的关键军事因素。”（其实，这些杂牌军在某一点上是不“杂”的，他们清一色地是具有封建割据性质的大小、新旧军阀，连共军一锅煮，全是一个味道。毛泽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雄文”，剥皮见骨地讲，就是靠杂牌军这个宝贝；而《井岗山的斗争》就是他党同伐异，对搞封建割剧之检讨。别说放他们在第一线，就是放在最末线上也一样是要倒戈，你就是让他当上总统，居美国福地，不仍要倒戈去自投罗网？李宗仁便是例子。人们送了“倒戈将军”名号的大军阀冯玉祥，是蒋介石把他放在第几线他倒向共产党的？而他们之所以养成了倒戈的习性，是由于在军阀这一面来说，是无义战的；在具有封建复辟的性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共是臭味相投的，所以李济深倒戈得更早。说这是造成国军在战场上失败的一个原因，是能够成立的；但比之“商汤的军队临阵倒戈使周朝的军队取得胜利”，却是大谬不然，失之于不伦不类。）

　　其七﹕“在 ‘亲善睦邻’ 概念下掩盖的卖国途径，为的是维持他的独裁统治，这种政策不论是在抗战初，还是在抗战胜利后，都会激起人民的反对，这也就是蒋介石最终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你作了对比，用“一直知道”的事实证明“当时国民党确实是消极抗战”，而且“又暗中采取有利于日军的行动。”共产党的谎言和定论，真是在你的身上化血为肉了！我劝先生找几本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面歌颂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的书来读一读吧，共产党的解放军都不听共产党的谎言和定论了，先生你还要在海外逆国内“人民军队”之反思潮流而动，实令人为你汗颜……你还说你知道人们参军，“他们参加的都是新四军，都是共产党的队伍。”我确信这是如你说的“一个真正的事实”。不然，共军怎么能在“长途逃亡”后留下二万来人，经过八年抗战，竟扩展到一百二十万人？辛先生在该书525页说：“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 中才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辛先生在书中说得好，战争只有创伤，战争岂能创强？除掉他“不打敌人却乘机扩张……斯言是何等地透彻？）

其八﹕你说：“笔者出生在江南，自小一直（？）听长辈讲到抗日战争的事。”那么，你看到或听到过新四军打日本吗？那怕打一仗也算。你看到或听到过有为抗战而牺牲的将领吗？也是，只要有一个就算。相反，新四军专门攻打血战台儿庄的抗日英雄韩德勤部，这便是皖南事变的真相。再者，你总该看到辛灏年书中揭露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与日本勾搭、通敌卖国的史料吧？国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潘汉年》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方面的某些情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情：一是打倒蒋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内战：前者是国内内战，后者是党内内战。他是专打内战〈包括抗日时期的所有“磨擦”〉，不打日本的。岂止是不打？还要破坏，还要通敌卖国，还要谋害抗日的忠良（如彭德怀），还要在窃国之后接见各界日本朝野头面人物时再三再四表示感谢说﹕要给日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当过毛泽东秘书的部级高干李锐，在所着《庐山会议实录》上，就载有“毛把彭打日本”当成咬住不放的大罪状。这一点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这是毛在庐山7月31日常委会上的有关讲话，如未看过《庐山会议实录》的人就不知道了。其时参会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旁听的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地点在毛的住处楼上。有关我们话题的是﹕毛说：“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赶紧认错：“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共产党员中如有抗日行为，头脑就是不正常了，发热了），是弼时作的决定（反正弼时已死，死无对证）。”毛接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林彪落井下石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毛紧接着说：“……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彭德怀认错了说：“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该书第223页）这本书可是由中共的出版社《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现在让我和你一起来领会“最高指示”﹕

1、抗日一来，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漂亮了？其实，只要看看毛本人当时的表态，就知道“为什么”了。1938年9月29日，毛致函蒋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大”上，作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称：“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北伐），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蒋介石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有人说，毛泽东句句是谎言，党内，党外都受他骗了。就像说他句句是真理一样，两者都不对。他骗人的高招在于他确实说过许多真话，幷且在说真话对他有利，说假话会遭致损害的时候，他是坚决要说真话的。说假话只是在最关键之处，最必要之时才抛出的点睛之笔。为了骗人，真话，假话，两手都要硬。就像你受了《中共党史》假话的骗，蒋介石却受了他比这多得多的“真话”的骗。可你既知道了真，又知道了假，就算是后知后觉，也不该再咄咄作怪：“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才真叫是让人啼笑皆非又令人作呕的败笔。”以我看，多了不用，就单凭毛泽东前面这几句话，蒋介石当民族英雄的条件，就绰绰有余了。辛灏年的论据是四条，你如能驳倒，它自然就是“败笔”，你就不用徒然作呕了。如驳不倒也没关系；更是证明作呕毫无道理！因为你本人就是医生，我就不用提醒你看医生去检查一下：呕吐神经是否出了毛病？

2、毛的骗术举例。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产前途》一文的“两种方针”一节中写道：“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简要说是“守土抗战”〉，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这就是你说的“他一面以豪言壮语 ‘鼓励’ 那些异已与日军拼命，但一方面又暗中采取有利于日军的行动，如让日军多占地，如与日军勾搭，如事后以不胜感激涕零之至来“回答敌人的侮辱”。可见你细先生“毛”冠“蒋”戴了；说成是“颠倒黑白 ”也一样。”

　　毛还说道﹕“全国军队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国共两党亲密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四卷本317页）。现在清楚地暴露出毛泽东真的一套，假的一套，阳奉一套，阴违一套，玩得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团团转。他的“公开宣言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实际上，别说“亲密”，连“合作”都不存在；别说“保卫国土”，更别说“流最后的一滴血”，而是“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肯为保卫国土流出最初一滴血，就是“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就要挨批斗，直到在文革中让你“流最后的一滴血”。俗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这些事实真相，可是毛泽东红口白牙亲自道了出来的，既然已真相大白，就让中华儿女世世代代传下去：抗日的两种方针，一是国民党的四字方针：“守土抗战”；一是共产党的六字方针：“让日本多占地”。中共方针的形成应该归功于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与那些“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的没有丧失民族良心的党员，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后来才统一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一卖国方针，卖国哲学，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最关键组成部分，作为传家宝第三代，江泽民便活学活用地为“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毛接着说的“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与彭说的“才搞武工队”，是一码事。这也就是你“一直知道”的，“他们参加的都是新四军，都是共产党的队伍”，但新四军从不打日本，却专打抗日的国军的原因”。

3、彭德怀虽然在百团大战后就贯彻“十六字方针”，“对守纪律比较注意”，不再打日本了，但直到1959年，他还要向毛认错：“……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为什么彭德怀打日本是帮了将介石的忙呢？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各自在忙什么。这可以从毛抗战初期一面致函蒋委员长称“凡我国民无不景仰”，一面批评那些景仰蒋委员长的党员们“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来看出个究竟。好一个“不久以后的敌人”！那就是说他对抗战后的内战已成竹在胸，志在必打，志在必胜，幷为蒋委员长罗织好发动内战的诸多罪名，如后来制造的“摘桃子”呀一类贼喊捉贼的鬼话。现在呢，任你日蒋火并，我则在养精蓄锐，积蓄力量，将来我才好打你这个疲惫不堪的半死老虎。毛蓄谋已久，早把内战之箭搭在弦上，八年时间专门做这一件事情。以他决不妥协的一头碰到南墙上的性格，以他有备无患的军事优势，以他秉持的决不与人分享政权的列宁主义政治原则，来对付苦命的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矛盾所重重困扰的蒋介石，无论怎样计算，“打”都比“和”对他有利。他利用和谈之时机，布置好战场，特别是东北战场，然后撕破协议，就把罪责嫁祸于蒋，这不就是他已得逞的既有的如意算盘吗？

　　蒋介石苦什么命？历史的宿命。辛亥革命后，联俄的结果，导致引狼入室。共产党在俄共的指示下，对国民党“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汪精卫语），让国民党永无宁日；军阀为患，蒋总司令要北伐，一股军阀之力即可超过国民革命军之力，而况又有中共心腹为患乎？国民党内部，左派，老朽派，少壮派，组织涣散，派系林立。总司令在内外夹击中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内外夹攻，就是他，也是中华民国苦命的内容。国外有日本、俄国侵华亡华，汪精卫、毛泽东们里通外国；国内有以中共为劲敌的武装叛乱，张治中、李济深们吃里扒外，张澜、郭沬若们跟着起哄；党内既有旧军阀出身的李宗仁、冯玉祥们的同床异梦，更有共产党潜势力的无孔不入，从孙中山的夫人到蒋介石的儿子，到陈布雷、傅作义的女儿，直到党、政、军等机要部门几乎共牒遍布，例如国防部副部长吴石就把重大军事机密都送给了中共；这样，国军岂有不败之理？至于国民党内的腐败问题，大家从蒋介石生前死后的事实，接近他的人都说他不腐败，但说他周围的人确有腐败现象。就连毛泽东也说过：“蒋介石不爱钱。”那么，他是惩腐不力的喽！也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敌对力量之总和太强大了，搞得他焦头烂额。他只有两只手，能够捂得住几个窟窿呢？当然，这样通情达理说明情况，却没有否定你说的“蒋家王朝的许多腐败。”你说的“蒋家王朝”，中共说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或卖国集团）”都是这个意思。用这些同义词语撰写历史，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举行北伐大革命，打垮了封建军阀；这个卖国集团还领导了抗日，尽量不让日本多占地，最后，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抵抗外国侵略的全面胜利；最后，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毛泽东打败了，退到台湾，又实现台湾经济的腾飞，将台湾推向了民主繁荣境界。”）

　　其九﹕“辛灏年在很多问题上立论不清而自相矛盾。”（依我说，把“辛灏年”换成你的名字“细枊营”，就恰到好外地说明你这篇高论所具有的语无伦次，思想混乱，语病连篇的性质。让我们举证以明之……“至于蒋介石（当然不止他一个，还是用你科学概念“蒋家王朝”吧！） ‘将台湾推向中国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 ‘推动了台湾人民公权力的保障和发展。’ 不用多说了，就请高尔品去问一下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精英领袖们，看他们能否认同，他们是怎么说的，再来讨论我们的问题吧。”（你就直接站出来推翻辛先生的论点不就得了，何必扯大旗搬出战胜了国民党而执政了的民进党精英呢？明明你知道他们与蒋在统、独上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让你的死对头来评价你，公平吗？光用指出陈水扁夫人访美时把宋美龄贬作军阀夫人，就一切都昭然若揭了。不知道你跟辛先生有什么“过节”非要去民进党那里寻求标准答案？我要是陈水扁一定受庞若惊得一跳三丈高！然后作出最否定的，否定到不低于像“军阀”这般恶毒的评价，以表示不辜负你的抬举。）

至于你说的，“台湾的民主曾经有过对大陆产生影响的优势机遇。”（依我说，肯定不是蒋家王朝创造的“优势机遇”，因为他们刚被你作了否定。往前是日本皇军，往后是李登辉、陈水扁。日本皇军的民主影响大陆；这怎么有一丝可能呢？肯定你是指李、陈的民主曾经有过对大陆产生影响的优势机遇了。）还有你说的，“而台湾经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独的末路上越走越远，已经在中国民主事业这个领域失去了原民主社会带来影响中国的那点优势。”（哦！原来不是李登辉、陈水扁创造了、而是“失去了原民主社会！你转弯摸角了老半天，九九归一，还是不得不承认，是蒋家王朝将台湾推向了那个 ‘民主繁荣境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那点优势。”你细柳营（假名吧？）先生对陈水扁他们也玩弄得太残酷了。好不该先是把人家抬得高，为你当炮灰，然后又把人家骂个狗血喷头，跌得很重。不过你却也毫不留情地打了一个带响声的耳光在自己的脸上。而唯一的赢家是你搬起石头要砸的“辛灏年”，因为你绕着地球转了三八二十四个圈，最终还是落脚在辛灏年的立论上。你说说倒是“辛灏年立论不清自相矛盾”呢，还是你自己？

我有必要再补充一点：1995年和去年，《世界日报》均载，根据民进党作的一项台湾民意调查，蒋氏父子最受拥戴；被某些人誉为“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反倒名列第三。这一点也为辛先生立论提供了群众的认同度。总之，与你的“简评”相反，大多数读者都对《谁是新中国》一书评价很高，认为辛先生是以铁的事实，无可反驳的逻辑，精辟的见解，准确的语言，通情达理而又毫不含糊的态度，审慎而勇敢地进行着拨乱反正，发掘着、阐述着、捍卫着历史的真实。还是让我来运用一位女音乐家的思路，来陈述我对此书的认定：它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它更是历史，尤其是文化，最最归根结底的是：良心。）

　　其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边标榜他自己是 ‘民主’的，而且以实现 ‘民主’ 作为他著作的主题，而另一方面又称蒋介石失败的重大历史错失之一就是 ‘权威领袖不威’ 。而怎样才算 ‘威’ 呢？ 他从新权威主义的认识观点出发认为就是要对文化自由进行限制和镇压，一句话就是不让文人开口。”

（这是你提出的辛“自相矛盾”的又一个例证。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废除权威幷非绝对正确和总是对实行民主有利的。我们不要徒托空言，要结合历史的实况来分析。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在大陆“错失”的教训，仍按着你的高论去做，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个“一定”的结局，即毛泽东声嘶力竭地喊出的“一定要解放台湾！”那还会出现“台湾的民主曾经有过对大陆产生影响的优势机遇”呢？还会有邓小平的不“解放”了，而定为“回归”呢？还会有现在的暂时不“回归”也行，只要不搞台独就三定为维持台海现状吗？也难怪，大陆人民对毛泽东的权威和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身受其害，故尔谈虎色变，毛骨悚然；究其实是在演“杯弓蛇影”的故事。你界定的“威”是“要对文化自由进行限制和镇压……不让文人开口”。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说的共产党不是“文化团体”，而是“武化团体”。蒋介石，主要地讲是武人，立意在“武”，所以他的“威”是“要对武化自由进行限制和镇压……不让武人开枪”。辛先生说：“良性独裁”，“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民主力量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是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谁是新中国》第340页）。所以应把你说的“一句话”改正为：“不让复辟”。可见，作为革命领袖的蒋介石的威权和作为历史学家的辛灏年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方面。

然而，紧接着，你又云里雾里地说了一大段﹕大家可以看到这恰恰就是专制独裁的特点……江泽民就算是没有 ‘错失’ 的民主领袖，现在就不让高尔品说话，而且不让他回国。因为这样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防止他骂我 ‘民主’ 的江泽民，而去为 ‘叛乱叛国’ 的魏京生效命，最后在魏京生之流的 ‘专政’ 下被处决被迫害……这样的逻辑想必高尔品也是难以接受的吧？”（这里，你打了个马虎眼：我江泽民的“民主”和他辛灏年所指的“民主”是形同质异的。所以你在立论上，虽然用的是在形式上同一的词“民主”，但在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叫做“偷换概念”。我学着你说，“如果这么说弯子还转不过来，不妨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解放”这个词的词意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词典》上还注明：“特指推翻反动阶级。”为什么台湾人民不但不欢欣鼓舞地欢迎“解放台湾”，反而害怕“解放”和反对“解放”呢？通俗地说竟有人反对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而甘愿受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吗？别说台湾，就说香港和澳门吧！为什么祖国把你们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你们却那样地害怕和反对解放呢？逼得祖国要跟你们订个条约，保证不解放你们，不让你们过上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保证让你们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受罪，保证50年不改变你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你想想，如果不是共产党把“解放”糟蹋得一塌糊涂，怎会出现这样荒唐的逻辑呢？至于你说江泽民“现在就不让高尔品说话，而且不让他回国。”你还真别说，还真的有一位中共大员邀辛先生回国，条件是他不支持法轮功。辛先生回答：“你们不真改，要是真改，回去坐牢我也回去！”浩然正气哉此言也。中华民族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骄傲！你这次扯上了魏京生，让我们看看下一次，你又是如何扯上他的？）

　　“当魏京生才到美国时，克林顿总统非正式会见他，问到美国政府能够为中国民主做些什么？魏不会回答，只是说不要轻信中共。……其实当时回答讲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能使中共感到无限的压力。就是让美国出售更多更先进的武器给台湾。协助台湾军队实现改装，客观上对邓小平末期黑暗民心向背的中国形成军事上的反攻态势。”（最后一句中，“向”字改为“相”字，成为“……末期黑暗、民心相背的中国……。”这样就表达清楚了你的意思。我所以不仅提意见而且提建议，是由于我们有拥护孙先生民主理论和争取、捍卫中国（包括台湾）的民主的共识，才有此好心情；但对你充溢着全篇的“作呕”的口气，却有着无法掩饰的反感。见谅！

我觉得魏京生的回答和你的回答都是对的，但前者对中共是致命的一击，将颠覆它安身立命之地。远的不说，从抗战时期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内战时期大学生“大米洋面反饥饿”，1957年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被“先奸后弃”，在在说明中共行为的一贯性。有两个代表人物，在生命的终点上才有所觉悟。一个是吴晗的临终遗言：“悔不当初”。一个是刘少奇无可奈何的哀鸣：“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也说明中共行骗的普遍性，对内骗内，对外骗外，互相欺骗。而它骗术之高超性在于使受骗者患上顽固不化的受骗症，拍着胸脯表态：“我永远相信党！我所受的委屈，包括家破人亡，也只是母亲错打了孩子。”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谈判几次上当几次。就连你我，对能不能弄清楚过去所受的骗？都不敢说句大话：“今后决不会再受他的骗！”国人尚且如此（魏京生也说自己如此），而况洋人乎？你所诋毁的《谁是新中国》，也仅仅是辨真假，别善恶，清除中共今昔之谎言，让别人不要轻信。我敢说，你不用怎样中共，只要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全世界人民及各国政府都能识破其真面目，做到“不要轻信中共”，它就会其怪自败。汝学医，我以医喻：这无异于将厌氧菌置于氧气之中。相比之下，你那个“让更多的先进武器给台湾”，虽然也对，但只能影响病表，不能根除病根。这是由于魏京生比别人更坎坷的经历，使他具有了与中共打交手战的丰富的感性认识以及他本人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而内化成的思想深刻性的表现。他会寓深刻的见解于轻松、浅显的谈吐中，是深入浅出的高手；如果只能浅入浅出，就算说得不错，恐怕也只能算是庸人之见。

以上多是你“破”别人的见解，“其三”才是你的“立”。）

　　其十一﹕“……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致力于客观造就一个新中国，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历史任务确实需要我们这代人来完成。这需要一个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听友人说高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这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吗？两者怎样能直接连扯上呢？），笔者是学医的，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看，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毕终生经历从事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业（何以见得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业”？你要“客观（？）造就”的新中国、新世界，毕终生经历是十拿十稳地可以实现的吗？）其终生目的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就不能导致身体健康；相反如果他的事业在望，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事业，他的心情一定是开朗的，身体一定（？）会是健康的，也是长寿的。”（人的健康，固然心理是个因素，但非只此而已。遗传、环境、生活起居……不但不能排除，也不能说居于次要地位。某一因子如作片面性的恶性膨胀，就会导致癌。在你的论述中，癌化倾向严重存在。对于辛先生而言，名誉、地位、利益这些别人视为标志“成功”的东西，他不是“求之不得”，也不是你说的“成功在望”，而是“成功在握”。然而他却弃之如敝履者何也？乃见义（yi）忘利（li）者也〈所以标上拼音，是怕给习惯性地颠倒过来〉。他深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事业的最后胜利属于最后之努力者。他秉持黄花岗烈士“成功不必在我”〈不是“不在”，而是“不必在”〉的精神，一往直前，义无返顾。他有伟大的抱负，强烈的使命感，故能不倦地孜孜以求。知他者谓他心忧，不知他者谓他何求。他有仁爱的胸怀，热爱祖国，博爱众生，不齿那些连肯冒风险的机会主义者都不如的只有眼巴巴“成功在望”，和见到兔子才撒莺的，把自己装进保险柜里的投机者。人格心理学上，辛先生这种高尚的人格叫做“健康人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心灵纯洁而充实，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如古人有言：“仁者寿”。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些狗苛蝇营，鸡鸣狗盗之辈的卑琐心理往往是会折寿的。为了自己热爱的祖国，人民和妻儿老小，也为了民主的敌人，望辛先生格外保重。）

　　“说到高尔品的致命弱点，与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是不懂科学和经济。”“但是我们必须掌握科学，……。这是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以及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曾拥有的，是他们的缺憾。然而我们就拥有（不知这个“我们”圈子有多大？起码总有细先生，当然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和辛灏年。至于你说这些人物都不懂科学。不知道除你之外，有没有人相信？但我本人对如下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科学”。就不用说什么社会科学了！

接下来就是贵文的结束语，也是你关于“创新”这个主旨的点睛之笔了﹕

　　“历史将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敢想前人没有想过的事，设计前人没有设计过的蓝图，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要敢于创造，善于创造，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创新的世界，其真正的涵义就是这里。”（除了最后一句病语是你的“创新”之外，其他，从语义到语感，都是拾人余唾。何必要让思想贫乏与语言贫乏比翼高飞呢？(http://www.dajiyuan.com)